马白玉

挪用公款炒股判多少年

提示：

挪用公款炒股判多少年

犯挪用公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l998年5月9日施行）的规定，对挪用公款案量刑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挪用者本人使用或者给他人使用。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2、挪用正在生息或者需要支付利息的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但在案发前全部归还本金的，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给国家、集体造成的利息损失应予追缴。挪用公款数额巨大，超过三个月，案发前全部归还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3、挪用公款数额较大，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构成挪用公款罪，不受挪用时间和是否归还的限制。在案发前部分或者全部归还本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挪用公款存入银行、用于集资、购买股票、国债等，属于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所获取的利息、收益等违法所得，应当追缴，但不计人挪用公款的数额。

挪用资金200万案发前已归还投案自首该怎么判

提示：

挪用资金200万案发前已归还投案自首该怎么判

挪用资金数额巨大，应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自首可以酌情轻判。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大港安达污水处理厂简介

提示：

大港安达污水处理厂简介

大港经济开发区西区污水处理厂占地面积6603平方米，最终处理规模为4000吨/日。园区内企业产生的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经企业各自处理达到三级标准后，排入污水地下管网，流入园区污水处理厂。该项目分两期建设，建成后日处理污水能力为2000吨。该项目在对污水深度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一级A标后，排入八米河；污水也可再经净化，达到城市杂用水标准，用于绿化和循环利用，从而大大节约水资源。今年8月底该工程土建及设备安装竣工，园区内污水管网也已铺设完毕，目前正在进行生物菌培养，做运行准备。投资1.5亿元，日处理能力达3万吨的大港油田污水处理厂，一期试运行良好；二期完成后，经处理的污水能达到中水标准，可用于油田热电厂的循环水利用，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经济项目。

天津7个污水处理厂

提示：

天津7个污水处理厂

咸阳路污水处理厂：位于天津市外环线西半环外侧，规划中的大学路以北，与国际女子驾校相邻，设计规模为日处理污水４５万吨，占地约６０公顷，收水面积６８０６公顷

纪庄子污水处理厂：河西区紫金山路2号 ，占地面积（公顷）: 35 处理规模（万立方/日）: 26

东郊污水处理厂： 天津市东丽区澄州路，占地面积（公顷）: 30 处理规模（万立方/日）: 40

北辰污水处理厂：位于北辰科技园区，日处理量可达10万吨，服务人口达到20万。

塘沽区新河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位于塘黄公路西侧与京津塘高速公路南侧交叉口处，占地面积22公顷。收水总面积为42.05平方公里。收水范围包括：塘沽城区的新河地区；以及远期塘沽区河头——中心桥镇一带规划范围。塘沽新河污水处理厂工程建设规模为15万吨／日（远期2010年污水处理厂建设规模为25万吨/日）。

津南区环兴污水处理厂：总投资: 5160万元 项目概况: 津南区污水处理厂规模6万吨/日,分两期完成,一期处理3万吨/日,总投资5160万元,采用天津市环科院“复合水解+生物滤池”工艺。

大港区污水处理厂：大港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占地6603平方米，建筑面积2351平方米，绿化率37.36%，容积率35.62%，最终处理规模为4000吨/天。

塘沽区南排河污水处理厂：位于南大排污河以南、天津港散货物流中心以北，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规划日处理污水10万吨。塘沽城区海河以南规划范围内的全部区域和新城镇规划范围内的全部区域的生活污水都将由建成后的南排污河污水处理厂处理，总收水面积约27.6平方公里。

天津厅官张泉芬落马：是黄兴国圈里人是怎么回事？

提示：

天津厅官张泉芬落马：是黄兴国圈里人是怎么回事？

“圈子文化不绝，政治生态遭破坏；政治原则性不强，好人主义盛行。”这是去年10月中央巡视组巡视“回头看”对天津反馈意见时，严肃指出的重点问题。措辞严厉的反馈意见背后，是天津市一些领导干部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立山头、搞宗派、建圈子，培植私人势力，严重破坏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当地政治生态。黄兴国、杨栋梁、武长顺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早在2014年初，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 对中央巡视组反馈的意见，天津市委明确表示，“诚恳接受、照单全收，立说立行、坚决整改”，并将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问题作为巡视整改重中之重、专项整治之首，决心以刮骨之勇、雷霆之力、穿石之功，坚决打赢这场政治硬仗。 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组织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中央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会上，他明确指出，这是一场政治硬仗，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把讲政治贯穿到巡视整改各方面和全过程，以对党的绝对忠诚推进巡视整改各项工作。以此为起点，全市巡视巡察机构进驻各部门各单位，深入查找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问题。巡视巡察情况表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一针见血、精准深刻”，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在一些党员干部中的确具有深厚土壤—— 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把社会生活中的亲情友情、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内，表面上人情味儿十足，但本质都是以牺牲党的政治原则为代价，满足个人私欲私利，是严重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在天津港任主要领导的20多年间，于汝民利用职权便利，先后将6任秘书安插在天津港和相关部门的关键岗位上。而新任秘书又以“前任推荐后任”方式违规产生，形成了一个具有裙带关系的“秘书圈”。在这些秘书眼里，党规党纪、组织程序，都抵不过于汝民的一个指令甚至暗示。多年来，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这个圈子都让于汝民在天津港为所欲为，尤其是在选人用人上，他任人唯亲，营造“只有跟着我才能受重用”的氛围，让许多踏实干事的干部寒了心。 谈及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对天津政治生态造成的破坏，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邓修明感慨地说，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干部干事创业、经济发展的“内伤”，必须猛药去疴、重拳整治。在专项整治中，他们把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作为纪律审查重点，将一个个隐藏多年的“圈子”深挖出来—— 红桥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可建立“友谊圈”，利用职务便利，为“发小”“好兄弟”谋利；津南区水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万继全的身后，始终跟着一个“商人圈”，随着他职务提升，一个个小包工头也发展为上亿资产的大老板；涉及武长顺案的多名行贿买官人员逐渐“浮出水面”。对发现的典型问题，市委明确提出，要聚焦“人事因制”，动真碰硬。人，就是要具体到人，主要是第一责任人。对发现的问题一查到底，见底、见人。事，就是要具体到事，要敢于亮丑，把问题摆准、摆透、摆到位。因，就是深挖根源、触动灵魂，对照党章党规深查细查，敢于下手术刀，不怕疼。制，就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章立制，堵住制度漏洞，强化刚性约束。市委巡视办主任殷奇介绍说，巡视整改以来，针对涉及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问题，全市开展提醒谈话95人次、函询62人次、诫勉161人次。其中，巡视发现的问题线索均被作为纪律审查重点，进行了严肃处理。针对这些问题，重大事项决策、民主生活会督查等一系列相关制度在各部门各单位逐步完善。 为了破除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积弊，在2016年区县换届中，天津打破以往以人划线、以地域划线的“潜规则”，坚持干部工作一盘棋，大力推进干部交流，共交流市管干部111人、轮岗63人，占班子成员总数的33.9%，是历年来交流力度最大的一次。与此同时，市纪委对换届人选严格把关，将政治标准放在首位，“首关不过，余关莫论”，对搞小圈子和不担当、不尽责，甘当老好人的一票否决，有86名局处级干部因政治意识差等问题未被列为换届人选；排除有问题的代表、委员人选1260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着力治本强化担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红桥区，在专项整治中却成了热点。到目前为止，已有6名市管、区管干部被组织审查，其中就包括原区委书记张泉芬。而她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擅于上下结盟。对上，她是黄兴国“圈子”里的人，并因此顺利坐上了区委书记的宝座。对下，她与被查处的5名干部都有利益往来。也正因为有这层关系，当发现他们有问题苗头时，她从来都是“装聋作哑”、视若不见。值得深思的是，围绕在她身边的这些干部，如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可、杨茂顺，区园林委某下属公司原经理多时春等，最终都因为为各自的“发小圈”“兄弟圈”谋利，走上了严重违纪违法道路。 对全市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集中轮训，突出政治之训、纪律之训，使他们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性有了清晰认识，从“见怪不怪”到自觉远离、自觉抵制。以增强“四个意识”、反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为主题，全市各级党组织组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使人人受警醒、人人受检验、人人有提高。组织全市各级党组织对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情况进行检查，对自身党内政治生活现状作一次认真自查自纠，发现、解决问题6685个，建立完善制度规定6915项。前不久，天津市委审议通过《中共天津市委关于肃清黄兴国恶劣影响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的工作意见》，明确提出了28项工作任务，并具体分解到市委各相关部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关键少数尤其是“一把手”仍然是关键，只有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才能把集中整治、祛除病灶与常管常严、强基固本无缝衔接起来，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成效重塑政治生态。有问责，就难有担当。专项整治以来，全市约谈有关党组织负责人50余人次，问责党组织269个、党员干部880名，释放了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张铁英就是其中一员。由于司法局200名局处级干部的440名亲属在本系统工作，违反了干部任职回避规定，也为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提供了温床，包括他在内的13名局级领导干部被严肃问责。提起这件事，张铁英感到非常懊悔。早在2015年，他刚到任时，就曾下决心整改这一问题，但因为“阻力太大”，而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结果不但是同志受处分、自己被问责，更严重影响了单位形象。此时，已经醒悟的他明确表示：“吸取教训，今后一定‘宁听骂声不听哭声’，这样才能对得起肩负的‘责任’二字。”

哪对父子在不同省市被列入重点肃清影响名单？

提示：

哪对父子在不同省市被列入重点肃清影响名单？

赵少麟、赵晋这对著名父子，都成为了肃清恶劣影响的对象，由此，这对“赵氏父子”也算是创了纪录。 赵少麟长期任职江苏，曾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等职，2006年退休后曾任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第一副理事长。 2014年10月，退休8年后的赵少麟被查。 2015年8月，中纪委通报，赵少麟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职权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纵容其子开设私人会所，并多次在私人会所宴请有关领导干部；向他人送礼金；伙同其子行贿。 今年5月，宁波市中院以单位行贿、骗购外汇罪，判处赵少麟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五百万元。 经审理查明：2007年至2014年，赵少麟在充任其子赵晋实际控制的公司总顾问期间，伙同赵晋请托他人为其公司非法经营房地产项目提供帮助，并行贿价值人民币444.895万元的财物；帮助赵晋采用伪造对外贸易合同、虚构向境外支付费用手段骗取有关机关审批文件用于骗购外汇并汇至境外，共计美元4170万余元。 最近二十年，赵晋曾在天津、江苏、山东等地开设公司上百家，通过违规开发积累财富上百亿元。其在天津开发的多个项目，普遍有擅自增加楼房层数，将卧室处理成“飘窗”、“装饰性阳台”，无限制扩大容积率等问题。 “政事儿”注意到，十八大后落马高官中，至少还有5人与赵晋有关系：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国家行政学院原常务副院长何家成。 此外，此次被要求肃清赵晋案恶劣影响的天津市规划局，天津市原副市长尹海林曾主政多年。报道显示，尹海林曾为赵晋“保驾护航”。 今年1月，尹海林被开除党籍。他被指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在私人会所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宴请；违反廉洁纪律，明显低于市场价购买住房，谋取私利；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审批项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后被给予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今年10月24、25日，天津市规划院为落实关于肃清黄兴国恶劣影响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部署要求，利用两天时间召开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宣讲暨专题研讨会。 规划院党委书记李洪刚指出，黄兴国、尹海林对规划局恶劣影响包括破坏了规划局的正常审批、培育了官本位思想、践踏了“四个服从”组织原则，助长圈子文化滋生等严重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