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炳正

汤炳正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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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炳正的简介

汤炳正（1910-1998年），字景麟，室名渊研楼，山东荣成人。语言学家、楚辞学专家。1935年大学毕业后，考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研究班，受业于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曾称其“为承继绝学唯一有望之人”，太炎先生对他期望之高、欣赏之甚，由此可见一斑。在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上深受章太炎先生影响，又能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前进。治学严谨，能于小中见大，于现象中求规律，对屈赋中许多千秋难解之谜，提出新的结论与答案，受中外学术界所重视。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楚辞研究》主编、中国诗经学会和章太炎研究学会顾问。擅诗词，在三十年代即以写清末名妓赛金花的《彩云曲》而闻名于世。著有《语言之起源》、《屈赋新探》、《楚辞类稿》、《渊研楼屈学存稿》、《楚辞今注》（合著）、《楚辞欣赏》（主编）等。

汤炳正的纪念文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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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炳正的纪念文字一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关门弟子汤炳正作者：狮山人【简介】汤炳正教授（1910—1998），山东荣成人，楚辞学专家。 1931年就读于北京民国大学。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弟子。1950年被聘为公立川北大学（今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前身）教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曾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章太炎纪念会顾问。他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神话学方面卓有建树，尤以语言学理论和楚辞学研究蜚声海外。主要专著有《屈赋新探》、《楚辞类稿》、《语言之起源》等。一“秦东门，天尽头”（李斯语），山东半岛最东端，隔海距韩国最近之处，那是清雍正帝钦赐嘉名的“荣成”（雍正13年，1735年）。荣成古称“朝舞之地”，《孟子.正义》中解释为“朝日乐舞之地”，意思是说那里风光优美，人烟阜盛，连朝日都不愿意离去并为之且蹈且舞。1910年，汤炳正便出生在那个后来被称作“将军市”的地方。汤炳正家住荣成石岛镇张家村，父亲是满清末年的秀才。在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中以及壁师的教导下，汤炳正从小就打下了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功底。青年时代，汤炳正先就读于北京民国大学（后称私立民国大学最）。民族私立大学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共同愿望是“通过发展教育，使中华民族强盛，抵御外来侵略，造福社会”。北京民国大学是由蔡公时等人于1916年冬创设，1917年4月正式开学上课，时分文、法、商三科，1920年蔡元培任校长，对校事进行了“颇多改革”。勤奋好学的汤炳正在那里认真研读，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在“章氏国学讲习会”，汤炳正受业于国学大师章太炎门下。“讲习会”于1934年成立，以章太炎为主讲，王小徐、蒋竹庄、沈瓞民等为特别讲师，开讲诸子、小学等，各省学习慕名负笈到此求学者500余人。据《国学讲演录》可知，章太炎当时讲授的内容包括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等内容，汤炳正因此跟章先生攻读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汤炳正在《忆太炎先生》中说：“我则是把太炎先生看作是‘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而章太炎则称汤炳正是“继承绝学唯一有望之人”。“讲习会”毕业后，汤炳正即被章太炎先生礼聘为“文字学”与“声韵学”讲习。因受章先生作学问“要有创见”的教导，汤炳正在授课的同时，便孜孜不倦地企求在学术上有所建树。1935年汤炳正撰写了《古等呼说》，该文不仅受到章先生的赞许，至今在语言学界仍有很大的影响，“当代几部很有影响的声韵学专著，都把此文列入必读书目”。汤炳正因此在中国学术史上，“占得一个声韵学家的席位（《回忆先祖汤炳正先生》）”。作为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老师的言行让汤炳正“执著地追求着一个真正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品性，人生价值”。汤炳正认为章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相当深刻，尤其是在抗战前夕，他主张抗日的思想，给我以巨大影响，十九路军在上海先抗日时，太炎先生就曾电报支持。”（《高山仰止遗泽永留》）二日本侵略中国后，汤炳正“风尘仆仆从沦陷区逃出后，几经周转，最后落脚在贵阳”。到贵阳之初，他任教于贵阳师范学院，兼课于贵州大学。抗战期间，文人名流云集西南，贵阳乃西南五大文化中心之一，俗有“小南京”之称。贵阳师院中文系主任文学史名家谢六逸先生刚去世，继任者是著名的诸子名家王驾吾先生；汤先生的同仁如著名文学史家姚奠中先生，系章氏同门；历法大家张汝舟先生，新文学蹇先艾先生等，其时亦皆任教于贵州大学。教书，是汤炳正在贵阳时的中心工作。他所讲授的课程，有刘知几的《史通》——因为抗战初期，他在家乡曾对它下了一番功夫，“有一些心得”；也开过声韵学，训诂学——因为它们是他那时的主攻学科，并继承了章师的绝学，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日寇侵略，曾激起汤炳正研讨《楚辞》的动机；而闻一多的被害，又激起他讲授《楚辞》的念头。后来先生自述：“我选择屈原为研究对象是在抗战时期，一种民族压迫感使我爱上了屈原，因为屈原所处的历史环境也如此”；“他的志向、人品、才学，我是钦佩的”；“我们心境相同，这也可以说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后来才逐渐把我引上研究屈赋的道路”。（《高山仰止遗泽永留》）不料《楚辞》开讲之后，常常学生满坐，甚至坐在窗外、跨系听课者也拥挤不堪。汤先生后来回忆说，“学生的情绪如此热烈，无疑是广大青年们已把屈原精神跟当时反侵略、反黑暗斗争联系起来，并产生了共鸣”。就在那时，汤先生曾写下一些有关语言学和《楚辞》的论文，但“几经丧乱，原稿散失殆尽”。现在仅存的《驳林语堂“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语言起源之商榷》和《招魂“些”字的来源》等，可以说是他那时期“仅存的一点学术陈迹”。而于专著《屈赋注》、《屈赋新章句》等在这时诞生。汤先生在贵阳时期的生活，用他的话来说“是闲适与震荡相交错”。所谓“闲适”，是汤先生去贵州大学兼课时的“流亡偶遇”。贵大离城约四十华里，即在贵阳花溪之畔，巍然于花溪之畔的一家小小的旅舍，不仅建筑玲珑雅致，而且名字也雅致，叫做“花溪小憩”。贵大安排兼课的老师都以“花溪小憩”作为临时住宿之地。汤先生利用每周一次的兼课机会，饱赏了花溪风光，领略了花溪幽趣。每周一次小住“花溪小憩”，备课之余，汤先生有时徜徉于山水之间，有时把卷于回廊曲榭之际，恍如置身世外，心境怡然。在他的一本线装书中，夹着一张老得发黄、字迹模糊的烂纸片，竟是当时写下的一首七绝。其诗云：蝉翼纱窗静里开，麟山一角画中来。踟踌忘却心头事，听罢溪声数落梅。其时闲适之情，宛然可见。一次新秋的晚饭之后，汤先生独自散步。行至花溪附近，忽与潘芷云先生邂逅相遇。原来她是来花溪镇上访同乡人的，亦因饭后无聊而独自散步至此。他们遂相携同游。芷云先生曾任教于“花溪中心小学”多年，故对花溪一草一木，似乎都有深厚感情。畅游之际，经她一一指点，汤先生便觉山山水水都有妙趣。花溪四围都是山，如麟山、龟山、蛇山诸胜，皆以形状而得名。麟山最高，陡峭多石，嶙峋如歧角。蛇山则逶迤绵延，上多乔松。天色渐晚，他们漫步于蛇山之上，一轮新月，出现于松间，晴空澄澈，四顾无人。此时，不仅忘却人间，更不知身在花溪。少顷，麟山磷火闪灼，四出如散星;松涛震耳，凉气袭襟袖。颇有东坡《赤壁赋》所谓 “凛乎其不可留”之势。乃相别而归。三十多年之后的一九七七年春，芷云先生路经贵阳时的忆花溪诗，犹可见其情景。诗云：人生何短促，回忆少年期。坐送闲云去，静看归鸟迟。溪声留客处，月色送人时。往事如前世，陈踪入梦思。乱极思治，历来如此；劳极思逸，人情之常。抗战时期的花溪之所以成了人们的“小憩”之地，正是这个原因。所谓“小憩”，亦不过是于混乱中自我解脱而已，现实的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幻想的世外桃源，也只是出现于陶潜的笔下。“且不谈抗战末期日寇进犯独山时，贵阳的骚乱景象；即使抗战胜利之后，人们脑海中那昙花一现的安乐感，也没有保留几天。”汤先生到贵阳不久，西南联大的学生由昆明回北京，路过贵阳，即住在贵阳师院的临时招待所。从他们口里传来了闻一多先生被害的种种情景，并带有不少神话般的色彩——闻一多先生被害前，有一位神秘的乞食老妇人，从闻的后门，用预言式的隐讳话告戒过闻，促他警惕，等等。接着，那恐怖气氛，又蔓延到贵阳。贵大的学生无故失踪者，时有所闻。汤先生的好友物理系教授左震寰，就是在这时曾突然被捕的。紧接着，银元券、金元券泛滥成灾，物价暴涨，知识分子的生活，朝不保夕。每月的工资几十万，但却买不足一月的口粮。工资发下，如果不抢先买米，就要买成银元。否则几个钟头，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几元票面的“法币”作为手纸丢在厕所者，随地可见。再接着，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也在贵阳蓬勃展开。教授罢教，学生罢课，渐入高潮。有一天贵大的地质学名家丁道衡教授召集了全校性的“教授会”号召罢教。汤先生说，“记得当时教授们只是在一个没有座椅的大厅里站着，挤得水泄不通，对罢教的号召，一致举手通过。”“震荡”之后是“闲适”。汤先生一张照片背面上的一首小令《菩萨蛮》记录的就是，当时知识分子复杂的情怀：秋溪雨霁人踪悄，两行衰柳随溪绕；灞上卧长桥，徘徊听怒涛。四围无限绿，几点青山簇;梦影聚天涯，不知何处家。那是1946年的秋天，汤先生与姚奠中偕著名教育学家罗季林先生散步于花溪灞桥之上，桥下小瀑飞溅，桥畔疏柳垂丝，游目聘怀，自得其乐，共议合照以留念。姚奠中先生填词，事后写了这首小令于合照之背，以记其事。后来汤先生正式任教于贵大，宿舍反而有些简陋，离花溪也远了一些，令他感到遗憾。但星期假日，偶然散步花溪，小别重游，亦倍觉亲切。大约一九四八年末，湖南师范学院院长皮名举、中文系主任马宗霍，前后专函聘汤先生入湘。措词恳挚，敦促有加，先生不免为之动心。皮名举是清代今文学派大家皮锡瑞的嫡裔；马宗霍是章氏门下的名流，著作等身，深为汤先生先师章太炎先生所器重。他写《声韵学通论》时，与章先生信函来往，字斟句酌，传为学林佳话。当时汤先生“之欲应召赴湘，不仅有感于嘤鸣求友之切，亦欲借此沾溉‘岳麓书院’之遗风与凭吊屈子沉渊之旧地耳。但卒因国立大学难免饥饿袭击，故只有放弃入湘之念，而应伍非百先生之邀再次入蜀。”（《追记“花溪小憩”》）三1949年5月，私立川北文学院作为私立川北大学的组成部分成立后，汤炳正先生应伍非百先生之邀出任中文系主任，前往南充赛云台讲学。1950年1月9 日，应川北行署决定，汤先生续任川北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在与伍非白、李元澄、汤炳正、蒙文通、徐振羽等先生一起度过3年多的读书、讲学生活后，于1952 年11月11日西南文教部决定将川北大学改名为四川师范学院，原川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留在四川师范学院，汤先生成了一名四川师大人。汤先生生前写字台上有块彩石，上边镂着“追求”二字。他的儿孙们曾请教过他，他说：“理想是我们通过不断追求实现的。实现一个理想还会有新的理想出现。因此，绝不能自我满足，要不断地、永远地追求。没有理想的人生，是不可想象的。在学术上，我所追求的是独到的见解。没有创见，我是绝不动笔的。”汤先生以这样的情怀，在狮子山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求着他的理想，无论是教学、做人，还是科研。据汤先生的学生叶良回忆，30多年前他在狮子山求学时，汤先生给他们上的是《现代文选》课。一个年级三个班一百多名同学，在阶梯教室上大课。汤先生一口不大好懂的山东话，声调不高，音量不大，但那种雍容大度，那种沉稳从容，加之一丝不苟十分漂亮的板书，像磁石一样把他们牢牢系住，全都侧耳聆听，生怕漏掉一句话。他们知道汤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研究楚辞的知名学者，但没有想到他对现代文学也造诣颇深。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被高年级学长们称作“天书”的文章，汤先生的讲述却却如剥笋一般，层层剖析，丝丝相扣，使他们对鲁迅和瞿秋白这两位现代文学的大师，有了较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叶良说，“也许我们之学到汤老师学识的点滴皮毛，但那种文化感应却是受益终身的。当时我就想，‘当教师就要当汤先生这样的”。二十多年后，叶良作为《教育导报》副刊编辑向汤先生约稿。当时，汤先生已是中国屈原学会会长，蜚声海内外的楚辞专家，他庚即复信：“我本不长于写小品文字，加之近年各方杂事干扰，压力很大，更无暇执笔。去年我的孙儿把我的旧稿《无名书屋话沧桑》偷寄给北京《散文世界》，去年该刊十一期发表以后，我才知道。不过我总觉得，这类文章跟学术论文，似乎隔着一堵墙，不易兼顾，不知您认为否然？当然，将来如有小文，自当奉寄。我年已八十，精力有限， ‘吃不得急酒’，对此，您当会谅解！”叶良直言，汤先生“平易谦和，一如当年”。收到此信十天后，他就收到了汤先生的《渊研楼酬唱集自序》。叶（？）良称，那“真是一篇奇文”，讲述的是汤先生和夫人潘芷云如何爱诗，时有习作，脱稿后即投入青瓷罐（戏称“诗罐”）中，数年积累，遍以为集，不为世传，用以自娱。集中有“此生自笑无长物，愧向天涯浪得名”之句，表达了汤先生的乐观豁达。此文刊发后，被评为当年四川省的散文佳作。（《悼汤炳正师》）汤先生虽是学术界的大腕，但他拥有一颗博大的爱心和包容心。汤先生的学生周芳芸老师回忆，凡写信求教、寄论文审阅，或想考博士研究生请先生推荐的，不管相识与否，先生都热忱关心，诲人不倦。先生每月收信数十封，凡需要回复的，皆亲笔回信。为减轻先生的压力，助手想代笔，先生拒绝了。先生认为那是关系到青年前途的大事，对好学上进的青年，应给予支持和鼓励，如不回信或让人代笔，会使青年失望或感到冷漠，乃至影响学习兴趣或学业前途。同时，对于身边愿代笔的年轻人，先生说：“我生怕耽误了他们独立研究的时间。”先生把回信看作是与青年朋友促膝谈心，是人生一大乐趣。华北教育学院一青年教师，千里迢迢，慕名携带大量讲稿、论文而来，在狮子山住了二十多天，先生在病榻上修改论文、授业解惑，使之满意而归。最令周芳芸老师难忘的是这样一件不为人知的“小事”，一个冬日下午，她在图书馆前遇到汤先生，原来一位素不相识的外地教师自费出了一本学术专著，因无处推销，家庭经济又很困难，影响家人生活，特来信求援，请先生帮助销售十本。汤先生特意到图书馆联系代卖了五本。汤先生感叹：“若不是手中紧，自己也想多买几本。”（《高山仰止遗泽永留》）据汤先生孙儿们讲，那是1970年代，汤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屈原生辰年月的论文。不久，北京有位年轻的学者，在汤先生的论点上又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他把文章寄给《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希望该刊能发表。当时，学术界认为汤先生关于屈原生辰年月的结论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慎重起见，把那篇文章寄给汤先生审阅。汤先生读了那位年轻人的稿子，不但没有自以为是，否定别人，反而赏识他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勇气，便积极向《社会科学战线》推荐那文。《社会科学战线》不仅接受了汤先生的建议，还把他写的“审稿信”一同发表出来。此事在当时学术界颇有反响。一些同仁或写信或当面对汤先生说，既然年轻人的论文还存在不足，您就不该支持和肯定他。汤先生则认为，“学术上的问题需要大家一起探索、讨论，只要人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都值得欢迎。一言堂是不利于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的。”（《回忆先祖汤炳正先生》）周芳芸老师说，汤先生把自己的一生与祖国、民族命运紧紧相连，为宏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而奋斗。“先生曾说过，他有个习惯，身边时常带着纸和笔，思考时有发现立刻记下来；住一瞬间的思想火花，也许这正是一个重大问题的突破口。有时半夜醒来，突然想起了什么，即使是寒冬，他立刻批衣起床，用笔把所思考的问题记下来。他的一些精彩华章、新颖而重要的学术观点就是这样得来的。”汤先生希望人们对屈原的认识更清楚、更真实些，因此，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上下了很多工夫。汤先生说：“我给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在前人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汤先生的孙儿们对此深有同感地说，“综观他的学术活动，不难发现在他所研究的范围内，都钻研到很深的程度。对一个研究对象，他往往能调动多学科的理论进行深入细致的综合思考。因此他不仅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成绩斐然，而且还丰富和推动了不少学科的发展，如他在运用多学科研究楚辞时，发现并揭示出中国神话的演变‘往往是以语言因素为媒介’的规律，祖父的这一富有理论意识的论断，被学术界誉为中国神话演变历史上的主要规律之一；而且一些学者还用此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神话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楚辞是汤先生研究的重点，1980年后他先后出版了《屈赋新探》、《语言之起源》、《楚辞新注》、《楚辞类稿》等专著，加上研究楚辞的论文20余篇，著作共达200多万字。因为在楚辞研究上做出了突出贡献，1985年6月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屈原学会时，汤先生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连任长达十多年。汤先生的孙儿们回忆，1980年代在汤先生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楚辞研究成果《屈赋新探》和《楚辞类稿》结集出版后，当即被学术界誉为二十世纪的重大楚辞研究成果。他们说，有一位著名学者曾写信称汤先生的论著“精深稳当，为学人所共仰望”。他们列举了汤先生的不少创见。如从司马迁起，有人说屈原是忠君，又有人说不是忠君而是爱国等等，歧说纷纭。汤先生则认为：“强烈的民族感情”，才是屈原行为的支柱（此看法被高尔泰先生所称许）。学术界曾把此说作为佳论。再如汤先生的《楚辞成书之探索》打破了以往认为《楚辞》成于刘向之手的传统旧说，抛开种种成见，对《楚辞》传本的形成过程进行的探讨，将人们对《楚辞》传本形成的时间的认识提前到战国末年。汤先生认为《离骚》、《九辩》两篇作品作为屈宋合集之始，最早将他们辑在一起的是宋玉；并论证了《楚辞》一书是由战国到东汉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经过很多人的陆续编纂辑补而成的，刘向只不过是编纂者之一，而且不是主要的编纂者。汤先生的这个发现，解决了有关《楚辞》一书本身的很多疑难问题。日本楚辞名家竹治贞夫先生认为，汤先生此说为“不刊之论”，对楚辞研究有巨大贡献。汤先生的孙儿们说，汤先生在语言文字上的贡献并不逊于他的楚辞研究。汤先生逝世后，有人撰文称汤先生为“传统语言学的一代宗师”。汤先生1945年完成， 1964年修改，1984年定稿的长篇论文《说文歧读考源——兼论初期文字与语言之关系》，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该文是一篇利用“说文解字”中所保留的 “歧读”现象和有关文献上的材料，探讨古代语言和文字关系的论文，也是一篇将传统语言学跟现代语言学结合的文章。文章首次在学术界明确提出“文字只是存在于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基础上产生，而非在语言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因此“先民依据客观现实以造字，并非依声以造字”。转折无疑是对语言学界流行的“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是从属于语言”的观点的挑战。1984年全国训诂学会上，汤先生提出该观点时，博得了与会的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代表汤先生五十年语言文字研究最高水平的《语言之起源》一书在台湾出版后，香港《大公报》发表评论文章称，此书“揭开人类语言起源之谜”。周芳芸老师说，汤先生一生清贫，生活俭朴。“师母因病无工作，自然也无退休金，仅靠先生的工资维持生活，其艰苦可想而知。先生终日伏案工作，十分劳累，想买一个可以升降的转椅都难下决心，终于放弃。但先生从无厌言，仍然勤奋耕耘，带研究生、做学问。无论上下午去先生家，必见先生坐在书桌前，读书写作。” “先生的生活清贫而充实。在他八十多岁高龄时，仍主编由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楚辞文化丛书》，培养、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为宏扬中华民族文化跃马扬鞭。”1997年中秋节那天，叶良和老同学带着月饼和鲜花去医院探视汤先生。汤老坐在床上喝水，气色尚可，思维清晰。叶良将刊有范昌灼教授写的《在汤老的病榻前》的《教育导报》给他看，他很高兴，让潘芷云先生收捡好，说待会儿仔细看。叶良说，那时的汤老仍是一派儒雅谦和、清真淡远，似乎对恢复健康仍抱有信心， “我想他这样大彻大悟的智者，不会不清楚自己的病情，只是如《梦辞》所言，‘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罢了”。汤老逝世后，叶良说：“倘有在天之灵，汤老的灵魂一定是飞向他钟爱的屈子诗国中去了。而作为既是‘经师’，又是‘人师’的，那亲切、平和的形象，将永远活在他万千弟子们的心中。”汤老已离狮子山而去，倘若要了解一代楚辞大家的更多风范，可参阅由先生自述的《剑南忆旧》（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仅以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林隆载《悼汤炳正师》一诗结束此文——岁岁端阳话楚辞，巴山蜀水正多思。方期再解仙游梦，讵料惊传鹤驾时。前辈寄书意甚密，后生问学恨何迟？华章字字玑珠在，风范长存旷代师。2月10日（年初二）

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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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有哪些？

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有：屈原、苏轼、李白、李贺、李商隐。 1、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其代表作是《离骚》。 2、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3、李商隐是晚唐乃至整个唐代，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 4、李贺的诗作想象极为丰富，经常应用神话传说来托古寓今，所以后人常称他为“鬼才”，“诗鬼”，创作的诗文为“鬼仙之辞”。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之说。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 5、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等多首。

唐代诗派代表中谁是浪漫主义诗人代表谁是现代主义?

提示：

唐代诗派代表中谁是浪漫主义诗人代表谁是现代主义?

唐代诗派代表中，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代表，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代表，王维是山水田园诗人代表。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统一。 唐代诗派： 唐代诗歌流派，是继承东晋陶渊明的田园派，代表人物有盛唐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等，中 唐的韦应物、柳宗元等。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其中以王维成就为高，他是诗人，又是画家，能以画理通之于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于李杜之外，别立一宗，对后世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