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明清时期有五大商帮，各自有什么特点？

商帮就是由地域关系形成的由许多商人自发的组成的一个商业集团，他们各自都拥有这巨大的财富，并且在所在的区域有着有着非常发达的商业对我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形成了五大商帮，他们分别是晋商、徽商、浙商、鲁商和粤商。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出现短时他们却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当时的全国经济。 晋商，就是指山西的商人，主要是以盐业、茶叶以及票号为主导的产业，其中又形成了非常有名的帮队分别负责不同的业务模块，其中驼帮主要从事一些对外的茶叶贸易。将中国的茶叶通过驼帮出口到俄罗斯和蒙古等。晋商还发明了票号，我国社会上对晋商有着很高的评价。晋商善于理财与意大利商人能够相提并论。 徽商就是指徽州的商人，兴盛在明代，主要的经营范围在盐、典当、茶和木材为主要，其次就是米、谷、丝绸、墨和瓷器等。徽商的人一直都崇尚商业的精神，与晋商一样他们的商业精神就是爱国。进取、勤俭、风险和团队精神等，不同的就是经营范围。 浙商就是浙江籍的商人，不过都是以实业为主，明代时期我国早期资本主义萌发的地点就在浙江。浙江先后湖州商帮、绍兴商帮、温州商邦、台州商帮和义乌商帮等，这些商帮都是浙商的集团，浙商的特点就是和气、共赢、敢闯、低调。 鲁商就是指山东的商业群体他们的商业思想就是以德为本、以义为先、以义得利的商业思想，鲁商有着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就是以酒会友。而粤商就是通过广东商品流通的发展而兴起的商帮。

商帮文化归纳起来有以下主要内容：一是集体人格。即商帮有什么性格特征，或者是商人精神，体现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和商业道德。二是营销策略。即商帮采取什么手法和策略来销售商品、争取客源。三是组织制度。即商帮的经营机构（企业、商号、店铺）和行会（会馆、同乡会、同业公会）是按照什么样的制度建立和运行的。
商帮文化形成的 “三缘”因素：即血缘、地缘和业缘。第一个因素是血缘关系。最早的商帮文化就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做生意发展起来的，成功的家族带动同宗族的人发展成家族式商帮。第二个因素是地缘关系。大家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乡里乡亲，相帮相带，形成地缘商帮。第三个因素是业缘关系。比如说晋商当年做金融，到兴盛时期，把金融同业（未必是山西本地人开的）的钱庄都整合进来，形成蔚为壮观独领风骚的晋商大商帮。

商帮是以乡土亲缘为纽带，拥有会馆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商业基团。清朝时以晋商、徽商、潮商、秦商、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河南商帮等十大商帮为主。 伴随着几百年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中商也是位于最后一个阶层。对于商人来说，国家没有明文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此，在那个年代，商人利用他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价格的制定者以及左右者。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其贩运销售活动和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成为能与南方徽帮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基团。 淮商，是指安徽地区一带的商人。姚风明写了《淮商传奇》，讲述了明末清初，山阳县世代经商的王家正处于家族历史上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镖车被劫，债台高筑，王家在山阳县乃至淮安府的买卖将面临巨大的变数。整个小说以王家东山再起为主线，以清朝初年淮安的历史事实为背景，再现了当年淮安商人的群体画像。 潮商，是潮州商帮与广东商帮的共同称号。古代潮商不如晋商、徽商著名，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代以后，大概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投入到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到明中后期大批潮州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之中。入清以来红头船便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清代商人又称红头船商人。 所以，从整体来看，每一阶段的商人在历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简单评价哪个比哪个更重要。每一种商人在某一阶段都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我们应该重视每一种商帮的存在。

西周

1. 西周大墓，即陕西省周公庙遗址，西周最高等级的陵坡墓地。发掘之初被寄予厚望的墓地中规格最高的32号大墓，由于被盗严重，甚至出土了2002年的矿泉水瓶，而出土文物寥寥。该墓此前即被认定是一个诸侯国国君级别的大墓，后又被怀疑是周公墓，可是最终由于出土器物没有确凿认定，而至今不知墓主身份。

春秋早期

2. 晋侯墓，位于山西省曲沃县羊舌村，墓地因被盗而发现。清理结束的两座大墓早期均曾被盗，专家推测，很有可能是一种与复仇有关的毁墓行为。由于被盗，墓中未出土有关墓主身份的印或铭文，墓主是否真的是晋文侯和夫人，可能永远是一个谜。

春秋

3. 秦公大墓，甘肃礼县永兴大堡子山，此墓的发现意义非凡，长期以来，我国考古学界一直探索的秦国四大陵区最早的西垂陵区遗址这一千古之谜终于揭晓。秦公大墓据专家考证是秦国开国国君或其子秦文公的夫妇陵墓。该墓为研究秦国的陵寝制度和历史提供了新资料。该墓15年前就已严重被盗，大量珍贵文物现仍流失海外。

战国早期

4. 郭庄大墓，这座大墓经历了至少17次盗掘，其中包括战国盗洞一个，东汉盗洞7个、现代盗洞9个，但由于拥有十分完善的防盗系统，墓地发掘后仍出土大量珍贵器物，可算一个奇迹。它有很多巧妙的防盗机关，是典型的积石积沙墓，深达17米。该墓主人应是一位地位显赫的楚国高级贵族。

战国（楚）

5. 九连墩古墓，由于墓地土质为沙土，屡发塌方险情,但也正是由于坍塌，使盗墓者仅进入南椁室，所以损失不大。楚墓很多,但十墓九空,多是被盗空。该墓出土大量精美青铜器，墓主人被认为是楚国高级官员。

汉朝

6. 徐州狮子山汉墓，早年间曾被盗，由于做贼心虚、过于匆忙，盗墓贼漏过了狮子山楚王墓甬道两侧密封着的几个耳室，这一失漏使大批文物珍宝躲过了劫难。该墓发现的金缕玉衣被认为是我国发现的最精美的一件玉衣。玉片共有4248片，均为玉中极品，遗憾的是金缕玉衣上的金丝被盗墓者抽走了。

汉唐之间

7. 老山汉墓，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是在1999年底破获的一起盗掘古墓案中发现的。该墓被盗过于严重，墓主都被拽出棺外，墓中器物所剩无几，令人大失所望。通过人骨复原，墓主人容颜已被完整呈现，但他的身份至今仍是一个谜。

唐朝

8. 永泰公主墓，墓室的右侧有一盗洞直贴墓壁而下，盗洞正好打在前墓室与甬道之间。前有墓道填土所阻，后为墓室砖壁所堵，惟有此处可以进入墓室，选点之准令人惊叹。盗洞底部有一副骨架及凿子、锤子等，这意味着盗洞打通后，此人进入墓室盗宝，最终被地面见利忘义的伙伴活活闷死。

宋朝

9. 秦桧独子墓，即2006年备受关注的南京江宁“疑似秦桧墓”，墓主其实为秦桧独子秦熺，在3个墓室中共出土金、银、铜、漆、瓷、铁质文物100余件。该墓的墓室呈倒“品”字形朝向北方，中间的秦熺墓已被盗过，墓主已无处寻觅，而西北角的墓室为秦熺正室夫人墓，但因为没有墓志，不知道秦熺的正室夫人是何许人。

清朝

10. 东陵慈禧墓，慈禧太后生前酷爱珠宝、玉器及金银器皿，死后棺内陪葬的珍宝价值白银高达亿两。其中包括织金的陀尼经被，经被上缀有的820粒珍珠全部被盗墓贼拆走；盗墓者甚至将慈禧牙齿撬开，盗走了她口中价值连城的夜明珠。

主要表现如下：

1.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的萌芽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空前活跃。明朝中后期，在江南一些丝织业发达的城市如苏州等，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清朝时有了缓慢发展，范围扩大，部门增多，手工工场的规模扩大。但始终在萌芽状态中徘徊，整个生产始终未能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其力量远不足以分解封建生产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

2.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在社会价值上，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强化本末意识；在土地问题E，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在制度方面，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在封建社会前期，重农抑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业人口的稳定，推动农业经济向前发展；有利于保障国家的安全，维护政治的稳定，巩固君主的地位。但统治者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运用政治手段压制工商业发展，其结果必然打乱社会经济结构的内部平衡，阻碍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农业生产长期停留在自然经济水平上，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3.中国明朝资本主义已经萌芽，导致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是强盗，而是满清。明朝，虽迁都北京但首都的繁华程度仍不及苏、杭。当时就有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各地的商人纷纷到江南一带做生意。

4.在明朝中后期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地位时，苏、杭两地贸易兴旺、商业发达、人口众多。传统的自给自足已不能满足商品经济繁荣的大都市的发展。曾经江南失去土地、一无所有的农民涌进苏、杭两地只能接受做生意人的雇佣。在这样一种雇佣和被雇佣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就其表现形式一纺织业为例：

　　1.明朝小说《醒世恒言》记载了苏州小户人家施复夫妇靠一张织机起家。十年以后积累千金，随改两所机房，购织机四十张雇人织绸。这便是早期治本家的典型版本。

　　2.而被雇佣的工人在当时的苏州城里随处可见。他们清晨聚集，等待雇佣。一旦工作即受剥削与劳做只苦。通常清早工作直至深夜。他们计日向雇主领取微薄工钱。而不没有被雇佣者则完全有可能被活活饿死。他们是“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的阶级群体。

　　3.在当时的江南纺织尤为发达，有钱人出钱办机房工场。无钱人只能辛苦劳作。这便是历史中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性质下的生产关系。

　　参考资料：明清简史

　　宋代时期的商业发展的表现：
　　1.城市繁荣，彻底打破“市”“坊”界限，商业活动不受时间限制。
　　2.商品交换品种增加，许多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开始转向市场。
　　3.出现了纸币。
　　4.海外贸易发达。
　　明清时期的商业发展的表现：
　　1.商业市镇兴起。
　　2.农产品大量进入市场。
　　3.经济作物棉花、茶叶、甘蔗、染料等普遍种植,作为农产品加工的副业产品,也都成为商品化的组成部分。
　　4.区域性的商人群体实力雄厚,形成徽商、晋商等大商帮。
　　两宋时期商业繁荣首先表现为城市商业的繁荣。繁荣的大都会首推北宋的都城开封和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开封自五代开始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超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既有繁华的商业街区，又有专业交易场所。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反映了开封城内商业的繁华景象。南宋定都临安，全盛时期临安的人口也达百万，取代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内店铺林立，贸易兴隆，早市、夜市昼夜相连，酒楼、茶馆、瓦子等错落有致。商品种类增多，各种类型的集市出现。许多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开始转向市场，成为重要的商品。如苏湖地区农民剩余的粮食，南方篾匠所做的竹木器都变成了商品。北宋时商品种类增多，商家注重商品的包装，还注意为自己的商品作广告。南宋时流行的谚语“苏湖熟，天下足”说明苏湖地区农民剩余粮食成为重要的商品。城市中还出现了定期和不定期、专业性和节令性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集市。商税收入，越来越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
　　明清时期，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农产品商品化得到了发展；城镇经济空前地繁荣和发展，许多大城市和农村市场都很繁华。其中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的商贸城市，汇集了四面八方的特产。在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做商帮，其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

在我国明清时期，由于商业的发展，从而滋生了很多商帮的兴起，而其中最著名的有徽商，晋商，苏州商人。闽南商人以及鲁地的商人。而在这之中可以说这几大商帮都有自己兴盛一时的时刻，但是也有自己衰败一时的时刻，其中灭亡最早的衰败最早的就是晋商。 可能晋商这个名字让人们听着有一些比较生分，如果说通俗来讲这里的晋商所指代的就是在明清500年间主要存在于山西一带的商人。而这一带的山西商人，他们所经营的主要行业包括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盐业。而他们商业之中最著名的就是他们票号的产业。而且我们现在很多耳熟能详的，例如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王家大院等都是晋商时期所创造出来的。 但是虽然说晋商是五大商帮之中灭亡最早的，可是历史上对于晋商的评价可以说是非常高的，甚至在世界经济学史上有人把当时的晋商与意大利商人进行相比较，由此可以看出在世界经济学中人们给了晋商一个怎样的高度的评价。同时从这一方面也彰显出来了，在晋商时期他们说创造出来的是一部怎样的盛况！ 而在晋商时期，他们绝不仅仅只进行关于盐业上的以及票号上的商业活动甚至包括在我们现在一些比较兴起的商业活动在晋商人手里也是得到了很大的应用的，例如说晋商会选择购置土地，同时他们会选择进行，例如我们现在的借贷一些方式，例如银行放款之类的，但是它们的借贷方式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高利贷。

我国出现的最早的地域性商业集团就是商帮，他们在各地发展发达的商业，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十分的辉煌。那时，我国一共有五大商帮，除了晋商，就是徽商，浙商，鲁商，粤商。尽管他们的形成事件不同，但是他们都在明清时期产生了十分大的影响。 徽商是在徽州的商人组成了，在明代最兴盛。他们大多以经营盐、茶、米等游走于各行各业。他们更是一边生产一边贩卖，开始了一条龙的服务，更是拥有很多船只，规模十分的宏大。他们遍布全国各地，每个地方都有徽商的足迹。徽商所流传下来的品牌有张小泉剪刀、王致和臭豆腐和张一元茶庄等。 浙商是在浙江一带的商人集合，江浙一直是我国比较发达的地带，在这里也产生了我国早期的资本主义，浙商作为工商业的领头羊为我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的主要特点就是和气共赢，也是最敢于试水的一个商帮。 鲁商是山东地区的一个商业群体，他们的历史十分悠久，崇尚儒家学说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鲁商的经营方式是前店后坊，这样的生产方式也使得周村成为我国的北方的商贸中心。 粤商是明清时期才发展起来的，虽然形成的比较迟，但是他们的足迹遍布了东南亚等地区，他们更是把自己的足迹留遍了全国各地，他们依靠自己的发达的手工业和与其他地区的密切联系，使得自己的商帮崛起。

进入市场经济，久违的商帮称号又一次流行起来。有两种现象与此相关：一是在胡雪岩走红之际，安徽人把胡雪岩称为徽商的典范，浙江人把胡雪岩作为浙商的代表。胡雪岩到底居于哪一个商帮？二是曾经出过商帮的地方，如山西、山东、广东，都以新晋商、新鲁商、新粤商来命名新一代企业家。历史上的商帮与今天的企业家有什么传承关系？ 中外学者早就注意到了商帮。清人徐珂在他编撰的 《清稗类钞》中指出：“客商之携货运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这里所说的“客帮”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商帮”。他在这本书中，记载了一些商帮的事情。中国学者卫聚贤、陈其国等早在1930年代就研究了晋商，日本学者也研究了晋商、徽商。今人张海鹏、张海瀛先生在他们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中给商帮下了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织、计议的一种既‘亲密’，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最后阶段”。 根据前人的论述，可以把商帮定义为：商帮是明清两代以地域为纽带的封建商业联盟。 先要给商帮一个时间上的界定。商帮是中国历史上持有的现象，仅存在于明清两代。在中国历史上，商业活动很早就出现了，而且一直有发达的商业，但商帮的形成是明代之后的事，正如张海鹏、张海瀛先生所指出的，“在明代之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是有‘商’而无‘帮’。”清代灭亡之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结束，原来意义上的商帮已不存在。即使在明清两代，也有许多地方是有商人而没有结成“帮”，如四川、河南、北京、天津等地。所以，商帮仅仅是商业史的一个问题，不能用商帮史来代替商业史。中国商帮研究仅仅是研究商业史中的一个侧面。无论这个侧面有多重要，都不是中国商业史的全部。 既然商帮只存在于明清两代，所以他们的性质就是封建商人群体。他们的一切特征必然要受这个时代背景的限制，并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特征。首先，各商帮都是从事商品交易的，并没有进入加工制造业。在封建时代，商人和商业资本“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马克思语），加工制造业附属于商业。由商品交易转向商品生产，由商业资本转入产业资本，是发生在由传统农业经济转入现代工业经济之际。中国的绝大多数商帮没有完成这种转型。其次，他们的经营模式与封建制度相关。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政府至高无尚，控制着资源配置，决定一切。因此，各个商帮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官商结合。各商帮都具有“成也官，败也官”的特点。最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各个商帮的经营模式也体现出儒家文化的特色。他们的成功体现了儒家文化中优秀的成分，他们的失败也由于儒家文化中不适于现代经济的因素。各商帮都是封建商人，不同于现代企业家。我们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理解商帮的特征，也才能知道，我们要继承历史上商帮的什么传统，要超越商帮的哪些局限性。 商帮既然是以“地”为名，自然是以土域为中心，以乡谊为纽带的。商帮就是某地的商人群体。这里要说明的是：第一，商帮中的某个企业或集团以血缘为纽带，是家族企业，但联系各个家族企业的商帮的纽带不是血缘，而是同乡之谊。第二，商帮以地域为中心是指某个商帮由某地的人组成。这个地域可以是省，如山西人的晋商；可以是州，如徽州人的徽商；也可以是县，如浙江龙游县的龙游商；甚至可以小到镇，如江苏吴县东山镇与西山镇的洞庭商。各个商帮的活动中心可以在本地，但主要经商活动在其他地方。如晋商的中心在山西，但经商活动在全国，甚至国外。也可以活动中心不在本地，经营也不在本地。如徽商的活动中心在扬州，经营则在全国。我们说某个商帮指的还是某地人所形成的商业群体。 商帮的核心在“帮”字上。“帮”字的全义是为政治或经济目的而结成的集团。“商帮”就是为商业目的而结成的集团。有“商”并结为集团才能称为“商帮”。这种集团主要是以正式组织的形成出现的。在本地可以称为行会，如粤商的十三行行会。在外地则有会馆或公所，如遍及全国的山西会馆。作为一个正式的组织，内部有各自的行规。加入这种组织的商人要严格遵守，如若违反，还有相应的惩罚措施。除了正式的组织之外，一个商帮的不同商人之间还有一些非正式的联系，如不同商人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商帮的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联系实现共存共荣。其作用主要是规范帮内各商人的行为，制止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并实现相互帮助。对外则是利用集团的力量为本帮的经商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所以，也可以把“帮”理解为相互帮助之“帮”。 商帮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人群体有其不同于国外商人组织的共同特点。但各个商帮在经营范围、制度、文化等方面都有自己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各地的地域文化和历史传统相关，体现出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差异性。这些特征决定了各商帮成败的原因。在研究各个商帮时我们既要注意他们的共同之处，更要注意不同商帮的特征。 在中国明清两代，公认的十大商帮是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宁波商、龙游商、洞庭商、江右商和陕商。这些商帮在历史上都曾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经济和商业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他们在经商过程中形成的商帮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成败的经验与教训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了解了商帮的全义，我们可以回到开头提出的两个现象。胡雪岩是徽商或浙商吗？从商帮的定义来看，胡雪岩既不是徽商又不是浙商。首先，胡雪岩到底是徽州人还是杭州人，现在仍无定论。他的祖籍是徽州，但出生在徽州还是杭州，现在仍有争论。其次，他一生主要在浙江经商，与徽州其他商人没有什么联系，更别说参加过什么行会、会馆共同经营了。不能仅仅由于他的祖籍是徽州，就把他归入徽商。至于浙商这个概念，是近代才有的，明清两代只有宁波商和龙游商，而胡雪岩的经商活动与这两个商帮都没有关系。因此，可以认为，胡雪岩是清朝后期极有影响的商人，但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商帮，是经商而无帮者。 今天的各地企业家与历史上当地的商帮有传承关系吗？清代灭亡之后，原来意义的商帮已经灭亡了。解放之后，经历了公私合营、“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旧的商帮已经连根拔掉，连人带业都不存在了。新一代的企业家是在改革开放时代出现的，与历史上的商帮并没有传承关系。何况，现代企业家与历史上的商人有着本质差别。当然，历史上的商帮有优良的传统，新一代企业家也应该继承这些传统。从这种意义上说，把某地的企业家称为“新某商”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我们研究商帮是把它作为一段历史来研究，从中吸收优秀的传统，摈弃不良的因素。借鉴历史，才能创造出辉煌的今天和未来。

中国十大商帮具体是广东粤商（分潮商、广商）、山西晋商、徽州（古徽州府商人，今安徽黄山等地区）徽商、陕西（秦商、关陕商人）、福建闽商（分闽南商帮和闽东商帮）、江右（江西）赣商、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苏商、宁波、龙游(浙江中部）浙商、山东鲁商等。 徽商贾而好儒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广商内涵丰富 道光十年，英国议会对曾在中国作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一次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人都一致声称，在广州做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 粤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广东商人发迹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二次大战期间，广东商人虽然曾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70年代后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 点评：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福商亦盗亦商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点评：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台湾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陕商行道多多 在明代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在康定一带做“茶马盐”生意，民间称为“蹚古道”，其规模越来越大，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最初在明清时期“走西口”从事跨区贸易的多数是“弃儒经商”的读书人，他们成为影响明清陕西商帮商业智慧和商业文化的主流群体。“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著作中如此表扬过秦商。很显然，这些来自体制内或者接近体制的文化人，对于陕西商帮最终形成一定的经济组织，是发挥了主要作用的。从遍布全国的200多处关中或者“山陕会馆”，就可以大致领略他们在历史上达到的高度组织性。 历史上和今天的主流陕西商人，其出身大致接近，其性格也前赴后继。秦人强悍，“尚气概，先勇力”而“忘死轻生”，这是古今一致的对陕西人的评价。 赣商讲究贾德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点评：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晋商学而优则贾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 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点评：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我们从晋商的成败，品出了晋商的文化哲理，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山东商帮全民经商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 点评：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十大商帮的综合缩影。这在中国是仅见的。 宁波商帮后来居上 宁波商帮是中国商帮中的后起之秀。从它形成之时起，便显露出它的见识不凡和卓尔不群。 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的商人，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是一个盛行于国内和海外的商帮。宁波商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但大规模经商，并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名闻遐迩。 点评：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之快。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拓展，最终形成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局面。宁波商帮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龙游商帮海纳百川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历史上所称的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团，其中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即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点评：龙游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良好的经商心态的反映。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洞庭商帮善于审时度势 几乎就在龙游商帮兴起的同时，另一个商帮在中国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觉地兴起了---洞庭商帮。 当年范彝财色尽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艳羡。他经商成功，一定给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帮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着。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点评：洞庭商人十分讲究具体的经营手段，而这些手段看起来则非常符合现代经商的要求。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场信息，时常预测行情，在经商过程中，洞庭商人会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策略，不拘于成见，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比如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因地制宜的采取独特的经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