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红利,如何释放城镇化的新红利?

据报道，从1978 年改革开放到2011 年，长达33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9%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当前，世界各国形势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很可能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向后拉的动力。 报道称有专家表示，过去我们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其实是借助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农业这些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这是一个重要贡献，未来如果还能继续保持下去，我们还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的动能。 城镇化主要是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给我们带来了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过去他们并没有被统计进城市的就业人口里。现在这部分人占的比重逐年增大，已经是稳定的城镇就业人口了。 进城的农民工大部分集中在相对年轻的群体中，而这些相对年轻的农民工和城市中年龄偏大的那部分劳动者比较，受教育程度就高了，因此当他们进城替代了逐年退休的那部分年老的城市职工时，城市的人力资本得到了改善，因此我们说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 专家表示，推动城镇化，需要进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时的改革红利，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就可以提高城镇化的潜在增长能力。

中国每年因城市化带来约10万亿的交易量新增量，按城市化饱和度80%，中国目前50%来计算，中国城市化红利还有30年，带来明显促进作用影响的应该有20年。

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城镇人口刚刚超过总人口的一半（51％左右），离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还有很大距离。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还是掺了很大水分的城市化，譬如中国的城市人口，是把没有城市户口、在城市流动打工的农民工也计算在内的，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可见，中国的进一步城市化还有很大潜力。要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可能还需要30年时间。




中国于2013年达到抚养负担最低的人口红利顶点，但由于人口红利定义的劳动人口为15岁（含）至64岁（含），15岁劳动力临界与地产需求临界人群年龄存在很大差异，中国基于人口的地产需求红利将延后到2017和2018年前后。
　　中国庞大的39-49岁人群（2.72亿）的后代16-26岁（2.45亿）也成为每岁人口相对庞大的中国人群，虽这一年轻人群在抚养比上最近一两年已完全被纳入劳动力临界点，但未来数年将渐次变化为有效地产需求人群。
　　2013年基本判断：地产、基建、出口盘活宏观需求地产销售2012年3月后持续强劲将对2013年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因先后行关系确定，受前期销售锚定，从2012年11月开始发力的地产投资将持续至少3个季度以上；基建投资2013年将得益于项目开工后持续建设的刚性约束，数据显示2012年八九十月份大量中国新基建项目密集开工，在2012年11月前后出现的“政信合作”治理整顿影响将相对短暂，最终让位于“稳增长更大的政策目标”与“持续建设的刚性约束”；出口预计于2013年初略受美国财政悬崖干扰，但全年将得益美国房地产趋势性恢复等因素而相对稳定；消费与制造业在经济中属内生变量，基建、地产与出口转好决定了经济运行的方向，基建、地产与出口的改善有助稳定消费，也有助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的缓解。
　　需求提升与高产能高库存营造“量升价稳”总的看，明年需求增速的提升已是大概率事件，考虑高库存、高产能经济状态的客观存在，明年经济总体将呈现“量升价稳”的良好状态，需求回升将助力PPI转正，而肉禽、粮食供给充裕使得2013年CPI稳定于2%左右，年初由于高基数效应，CPI同比有望从1.5%位置开始演变发展。

当“三农问题”被“十八大”确立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接下来如何在全国各地进一步有效推进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等，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5月11日上午，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位于北京中关村软件园的北京校区内，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出席了“2013第二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并发表了名为《重庆市农村金融的探索》的主题演讲。中国农业部副部长朱保成、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于旭波、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孙中华、熙可集团首席执行官朱演铭等嘉宾参与会议，并就农业方面问题表达看法。重庆商报作为重庆唯一受邀媒体，独家参与报道。
　　会上，黄奇帆市长向在场的近400位嘉宾介绍了重庆在城乡统筹、城镇化建设、发展农业现代化等方面进行的探索试验。他认为，农民工问题、城乡土地问题，以及农村金融问题，是我们现在进行城乡统筹，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方面，绕不过去的三大问题，而要解决这三大问题，都需要推进改革。因此，通过改革产生和释放改革红利，将是接下来中国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肯定农民工进城
　　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
　　会上，孙中华表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这个阶段性变化可概括为农业生产综合成本上升、农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社会结构可变动、城乡发展加快融合四个特点。
　　黄奇帆认为，农民工问题是中国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的第一个问题。
　　“要解决农民工问题，首先要认清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意义所在。农民工进城，导致农村人口减少，如果说我们现在9亿多农民，每户农民能分配到5亩耕地，那么随着农民工进城落户，可能在十几年以后，每户农民就能有10到15亩耕地，规模效应就出来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提高了。”黄奇帆在现场表示。
　　其次，农民工进城还能帮助城市突破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瓶颈。“比如沿海的一些开发区，一到每年12月，农民工回老家之后，接下来两三个月的时间，工厂被迫停产了，这是给生产力带来的极大损失，且这种损失每年都有一次。”黄奇帆坦言。
　　他介绍，为了解决农民工进城的问题，重庆尝试了农民工户籍制度的改革。只要是在重庆城镇工作了3年以上，或者在重庆城镇有已经落户的亲属的农民工，都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办理重庆城镇户口，而办理了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就能享受到五个“一步到位”，即跟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就业待遇。
　　另一方面，土地是集体所有，如果户口迁到城里去了，不再是农民，自然不能再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在这方面，我们也进行了改革，我们认为所有权是一种财产权，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即使农民工转户到了城里，农村的土地使用权还是可以继续保留，由他自行处置，给亲戚朋友用、或是自己留着，或者将土地的使用权转让出去，这符合老百姓利益。”黄奇帆表示。
　　在他看来，重庆有800多万农民工，其中400万在沿海打工，400万在重庆城里打工，总体而言，这些农民工都是以工作为载体进城的，他们转户之后，社会也没有感觉有什么负担，企业也都能接受，而农民工能够在城里安居乐业，也形成了重庆非常有竞争力的撒手锏。
　　“最近几年，跟沿海相比，重庆任何工业园区都不会出现一年有两三个月的停工现象，基本上是12个月都开工，每到年底，重庆吸纳到的外地订单、企业投入总是能增长20%到30%，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所以城镇化过程中千万不要忽略农民工进城的问题。”他表示。
　　平衡城乡土地
　　全国首创地票交易制度
　　外界普遍存在一种担心：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可能导致耕地减少。黄奇帆认为，全世界的城镇化发展过程，都是耕地增加的过程，在过去百年，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城镇化发展、工业化发展而直接导致耕地的减少。
　　黄奇帆表示，从城市市民和农村居民的居住状态来说，一个基本现象是，城市人均建设性用地一般是100平方米，而农村的人均建设性用地一般要250到300平方米，全世界都如此。而当农村有1亿人在城里落户之后，城市要增加1万平方公里的刚性用地，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他们在农村的建设性用地自然就闲置出来，如果将闲置的土地复垦为耕地，这个时候就会增加2.5万平方公里以上的耕地。
　　但为什么我们国家过去30年耕地在不断减少？在黄奇帆看来，农民不断进城，城镇化率不断增加，但农民原先在农村的建设性用地却没有减少，两头占地，最终造成土地紧张。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黄奇帆介绍，重庆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次探索，开办了全国唯一一家地票交易所。
　　“当农民在城里落户以后，如果他觉得若干年后，他持有的宅基地实在没用，就可以交给政府复垦为耕地，然后获得相应的地票，比如遇到房产商或其他单位需要征地，以20万元每亩的价格买下地票指标，农民1亩地票指标就可以获得这20万元，即使扣除复垦等成本也有十几万元，对农民来说就会增加一笔收入。”黄奇帆表示。
　　黄奇帆介绍，地票制度推出以后，重庆这几年每年都有几万亩宅基地变成耕地，宅基地的主人也得到了地票，而这几万亩宅基地的地票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一方面，每年都有七八十亿元资金从房产商的手中直接到了农民手里；另一方面，几年下来，我们已经复垦了十多万亩耕地。“这对于大城市反哺大农村，工业化推动农业化，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黄奇帆说。
　　“10年以后，重庆的城市可能增加1000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设用地，但是3400万亩耕地一定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因为我们有地票制度。”黄奇帆表示，经国务院批准，地票制度目前在重庆已经探索了四年，这项制度带来的结果是，城乡建设性用地得到了一个综合性的平衡，城市供地能得到保障，房地产价格也不会因土地太少而变得畸形高涨，而与此同时，农村的耕地也得到了增加。
　　发展农村金融
　　政府牵头为农贷担保
　　此外，在黄奇帆看来，要全面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还必须要推进金融下农村。
　　“无论是重庆，还是全国，当前农村金融比重都很低，我国60多万亿元贷款金额，农民、农户的贷款只有2000多亿元，重庆也一样，1.6万亿元的贷款总额，农户贷款在几年前却仅有30多亿元，农民得不到贷款，银行不借钱给农民，这已形成了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瓶颈。”黄奇帆表示。
　　在他看来，根本原因就在于信用的问题，信用的本质就是财产担保，但农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财产可以担保，农民家庭的三块地，不管是宅基地、耕地还是林地都是集体所有，而按照规定，集体所有的地不得用于金融质押。
　　黄奇帆介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重庆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进一步明晰了重庆的宅基地、耕地、林地，三种地块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比例。以宅基地为例，集体所有权是一种财产权，占20%的比重，农民的劳动使用权、承包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占80%的比重，有了这样一个界定之后，重庆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进行了实验性的探索。
　　探索的主要内容就是，农民可以把自己使用权的部分用于质押，这改变了整个游戏规则，让农民也有了可质押的财产。
　　而这又涉及到一个新的问题是，万一出现坏账怎么办？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又有了‘三个三分之一’的概念，就是农民担保质押了，真出现坏账还是需要赔钱，但也不需要全赔。”黄奇帆表示，一旦出现坏账，农民作为贷款人要赔三分之一，担保公司帮助其负担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则由商业银行用自己的坏账准备金自行覆盖处理。为此政府牵头成立了重庆兴农融资担保公司，由市政府拿出30亿元，每个区县各出1亿元，最后形成60亿元总资本的担保公司，为农民贷款进行担保。
　　“如此一来，整个过程合情合理也合规，也能得到金融系统的支持。”黄奇帆称，过去三年时间，重庆的农户贷款从30多亿元增加到了现在的300多亿元，再过3年，达到七八百亿元、甚至一千亿元都有可能。
　　他认为，这就增加了农民的金融资产，农业生产力就会得到更好更快发展。与此同时，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增加了，以前重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只占到总收入的3%，大部分是靠劳动收入和政府财政补助的收入，这一比重现在已经增加到了5%。“我认为合理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应该占到10%左右。”他说。
　　在他看来，如果能够把农民工进城这件事处理好，减少农民的数量，就能增加农村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城镇化；在此基础上，如果又能把地票制度搞好，保证城乡建设性用地一增一减平衡有余，那么一座城市的房地产发展也会更加健康，农村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会增加；再把农村金融也搞好，就能很好地解决我们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
　　“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涉及到改革，都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调整，所以，通过一系列改革，持续产生和释放改革的红利，将是我们接下来10年、20年，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黄奇帆表示。
　　精彩观点
　　朱保成：农业品牌建设要厘清四大关系
　　在中国农业部副部长朱保成看来，农业品牌建设在未来的新农业发展中意义重大。
　　“农业品牌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是农业大国，不少农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但还不是农业强国，突出表现在我国缺少一批像荷兰花卉、津巴布韦烟草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农业品牌。”朱保成在会上表示。
　　在他看来，我国农业品牌建设必须妥善处理好四大关系。
　　一要处理好公用品牌与企业品牌之间的关系。根据权属，我们可将农产品品牌分为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对于农产品公用品牌，大多由社会组织和企业单位所拥有，反映了相关组织、企业、农户集体共同行动和发展的共同诉求，具有共用和共享的特点。而对于企业品牌而言，是以企业为权利人而申请注册的企业商标，具有企业独享的特点。
　　二要处理好品牌与商标之间的关系，商标源于法律，是企业品牌在法律上的体现形式，是用于区别产品来源和服务提供者的可视性标志，企业品牌来自于市场，其法律保护由商标权利来保障，但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区分标识和符号，而是一种被赋予了形象、个性乃至生命的综合象征。商标掌握在企业的手中，而品牌是属于消费者的，当消费者不再认可品牌，那么品牌就一无所值了。
　　三要处理好品牌与贴牌的关系。农业企业的授权贴牌生产正在快速地发展，有些企业生产的农产品，在市场上以其他企业授权的品牌进行销售，虽然不能从品牌价值链中分享足额利润，但对于企业自身提高生产水平和产品品质，显然有积极意义。
　　四要处理好品牌创建与维护的关系。创建一个具有市场竞争力和高附加值的品牌不容易，但为应对市场变化所进行的品牌形象维护、品牌市场地位和品牌价值的保护等维护工作更不容易，这要求我们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有效防范企业因内部原因造成的品牌危机。
　　于旭波：肉奶油糖未来存较大增长空间
　　随着我国农业发展步入全新阶段，未来将会在哪些领域出现增长空间？
　　在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于旭波看来，从中粮自身的分析结果来看，未来10年，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中国市场对于肉、奶、植物油和糖的消费，还会出现很大程度的增长。
　　“从消费结构与中国相近的日本、韩国等国的发展经验看，要到购买力平价人均GDP达到2万美金的时候，中国整体的消费才会进入一个相对均衡的阶段，去年，我们的购买力平价人均GDP的水平还只是达到9000美元。”于旭波坦言。
　　他在现场表示，我国现在的肉类年总产量为7000万吨以上，增长空间很大。而与之相对应的乳品消费量也仅有3000多万吨。
　　“现在在中国，将所有的米、面、油、糖、肉、蛋、奶数据放在一起来看，我们的猪肉消费量跟西方国家相比，并没有什么差距，但鸡肉和乳品的消费量差距尚较为明显，相信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在这些产品领域，还会出现非常大的增长空间，未来部分农产品的供求缺口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他说。
　　李建春：解决农业问题需系统性方案
　　在重庆市巴南区区委书记李建春看来，要解决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提高中国农业产业化水平，就需要“三农”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中国农业在多样化和差异化程度上都很高，要期望一种模式、一个规律，就能够把不同地区、不同门类的农业问题都解决，显然是不现实的。”李建春坦言，因此，在他看来，不管是从理论层面、实践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应该鼓励各个地方因地制宜，找出一个符合当地实际、符合当地农业生产发展规律的发展方法。
　　随后，他现场分享了巴南区解决农业问题方面的经验。
　　“我们提出的思路是用‘三化’解决‘三农’，首先是用农业的产业化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由小生产变为大生产；其次是用农民的职业化，改变农民的劳作方式，由个体劳动变为集体劳动；再有就是用农村的社区化，改变农民的居住方式。”他介绍。
　　而商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现在这一模式正在熙可在巴南的投资项目上全面实施。
　　“比如农民的职业化，农民不可能做到，从播种到最后的销售都一手做完，他的强项是什么，就应该专门做什么，我们会由农业合作组织对他们进行培训，就培训他们做好一件事情。”他说。
　　此外，商报记者还在现场看到，鉴于巴南区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做出的有益的实践探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编制局助理总干事Hans d’Orville先生还在大会现场授予了李建春“人与生物圈城乡统筹先锋奖”。就在去年10月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球发布了《生物圈城乡统筹白皮书》，就曾对巴南区发展现代农业方面的经验进行了特别总结和介绍。
　　朱演铭：未来的务农者绝非今天的农民
　　“在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中，假如中国的农业体制、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系统性改革，都能像重庆一样，获得实质性的突破，不难预见，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最大瓶颈，将是相关人才的大量缺失和中国教育改革的严重落后。”熙可集团首席执行官朱演铭一上台就表示。
　　在他看来，这并不是简单的人才缺失。根据中科院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大学生失业率为17.5%，而农民工失业率仅为3.4%，而且3.4%还是农民工在转换工作时的状态，并不算是准确的失业率。与此同时，大学生平均月薪是2766元，而农民工是3500元，建筑业的农民工和城市月嫂的月薪甚至过万。
　　“我们现在不断听到‘民工荒’的声音，什么时候听说过‘大学生荒’？因此，我强调的人才缺失，是指和市场需求相吻合的、和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相关专业人才的缺失。”他坦言。
　　他认为，未来中国的务农者绝不是我们现在在农村的农民，而应该是新一代的具有竞争力的农场主，实干的农业职业工人、农业机械工程师、农学家，以及懂得制定现代农业和家庭农场市场营运规则的政府官员和农业协会领袖，“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懂得学习和应用科技来实现精益农业，他们有能力管理有效的全供应链营运，并能全面提高农业的全因子生产效率。”他说。

如果说今年哪个城市的民众过年最快乐，那无疑非杭州
莫属。在春节之前，杭州市政府向全体市民派发了总额为1亿元的大红包，几乎惠及了杭州市所有家庭，这使得春节期间的杭州消费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暴，超市、商场、书店、影院……处处人潮涌动，不少市民高兴地表示：“现在当个杭州市民真好！”（据1月27日《羊城晚报》）

消费券是否可行，一直以来颇有争议，赞成者认为消费券能刺激消费，提振景气，反对者则认为消费券作用有限，政策实施的难度不小。而如今，面对杭州消费券政策的成功，面对“当个杭州市民真好”的动情之语，这样的争议已变得毫无意义。

没人否认经济景气的改善需要长期的过程，但作为一个短期内刺激经济，恢复市场信心的措施，消费券仍然有其不可抹杀的价值。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当下，有的国家不惜举债向国民发钱，以刺激内需，度过最严酷的经济寒冬，而在国内，由于长期的高速增长积累，政府财政的家底相对更殷实，拿出一部分直接发给民众显然游刃有余。

当然，在国家层面上，统一地为全民发“红包”，操作难度确实不小，一时间难以付诸实施。但至少，像杭州等政府财政实力较雄厚的地区，完全有能力走在全国之前，率先尝试。这种尝试，有利于为将来全国范围内的全民发“红包”积累宝贵的经验。

杭州是一个富庶的城市，但就政府财政的实力而言，杭州并不是最强的，超过杭州的城市比比皆是。因此，杭州能，更多的城市同样也能。许多城市的政府总是喜欢把钱投在大广场、大马路等面子工程项目上，其实，这些钱也许只需要拿出一个零头，就足以像杭州那样用于消费券发放，让全体民众皆大欢喜，从繁荣城市经济的角度看，这笔钱也花得远比建大广场、大马路等工程更有效益。

有外国媒体曾感叹，中国一些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已经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然而，生活在愈来愈现代化的城市中，有多少人可以真情自豪的喊出“当个××市民真好”？我们许多城市都在发展速度、硬件水平上与国内外的城市激烈竞赛，可是，城市发展并非为发展而发展，它最终的目标是将发展的成果回馈于民众，让民众的生活更加幸福，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这个城市的发展其实是失败的。

因此，政府财政向市民派发“红包”，这不该成为新闻，乃至让许多人不可思议。它根本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而以什么形式发放，以及发多发少的问题。此次杭州想出了消费券的点子，拿出了1亿元的代价，让所有市民感受到生活于这个城市的快乐与自豪。相信其他的城市如果同样秉持“让民众共享城市发展红利”的信念，那么，它做得绝对不会比杭州逊色。
ㄗ嫒丄→倪み 2009-01-30 11:47 检举
ゞ草莓※餹菓 的感言：
谢谢啦！忽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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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时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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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答案


2009中国房价大跌趋势没有改变





借助全球经济危机之际出台的一系列拯救高房价的政策已经宣告失败。市场原先判断，政策出台对高房价的利好可维持半年，遗憾的是，高房价的本质在这场地方政府的大拯救中已经暴露无遗，官商勾结的黑幕正在被社会层层拉开，除合肥一市外，中国大中城市基本没有胆敢再公开支持高房价的地方政府，因此，以春节前为句号，拯救高房价的所有措施宣告失败，中国房价大跌的趋势没有改变。



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一线城市为先锋，杭州、南京、长沙、武汉、大连、成都等前期房价炒作过度的城市紧随其后，2009年的中国楼市在有效放大成交量的同时，开始巨幅下跌。许多三线城市开始滞涨，并在市场的作用下开始调整；个别省会城市，乌鲁木齐、银川、海口等尽管还有上涨的空间，但是，距离调整状态，也已经不远了。

不能相提并论，毕竟中国楼市辉煌的根本原因是得益于人口红利。因为在房改之前，我们的住房制度是以福利的形式体现的。既然是福利，大部分人获得房产的渠道就不是交易。交易不发达的市场不太可能扩大。也是在房改之前，经济改革开放使我们的人口红利被激活，经济繁荣给了房地产市场基础。 其次是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人口聚集。以武汉这样的城市为例，一年的新房销售量可以达到13万套左右。可见武汉是一个楼市非常火爆的城市。当然，由于武汉城市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周边县城的年轻人快速落户武汉。有些地方房价不是很高，相对合理。随着经济发展收入的增加，房价会适当上涨。 再者是中国的城市化率不高，投资渠道相对单一。除了房产本身的涨价，还有额外的租金收入。目前很难找到比房地产更好的投资品种。而且调控政策主要是抑制过快上涨，而不是完全抑制。看空的观点是，从大周期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从未经历过合理的调整。目前居民购房杠杆率过高，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过重，人口红利周期基本过去，调整是应有之义。 要知道的是房地产市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不从宏观角度看问题，就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只看到了房价一发不可收拾的飙升，认为房价的上涨是不理性的，甚至超过了人均工资收入和GDP的增长速度。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未来超级城市的地域、位置、人口引流政策，都与城市发展规模有关。如果未来大量人口继续流入一线城市，按照目前一线城市的楼市储备、城市规划发展，以及考虑到未来人口老龄化，维持一线城市的指标需要新的血液，那么人口的涌入必然会推高房价。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一种估算人口红利的方法便是使用时间序列的宏观人口经济数据，用多元回归的数理统计方法，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带入人口及其他各种因素，观察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解释能力的贡献。另一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通过计算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然后把这两类人数的比例作为抚养比。注意，这里所使用的抚养比与通常所说的抚养比不一样。
这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把经济变化的指标——人均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两个部分，即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与抚养比的增长率。这两个组成部分中，第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是人口因素。在假设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抚养比增长率的变化便可直接等同于其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也即人口红利。
实际上，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不仅包括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还包括扩大积蓄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由于人口在40岁-60岁年龄段积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人能活到这个年龄，就会带来更多的积蓄。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每个劳动者资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期望寿命的延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造成了更多技术发明使用的机会，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一个更健康的人口也就是一个更富有生产力的人口。健康的作用远不限于增强体力，而更在于智力思维的开拓与使用。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的计算需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只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同时，随着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重复的，也不存在所谓“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
基本情况
中国近几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奇迹”。在探讨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人口红利”的影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人口红利”也因此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联系在了一起。
我国早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就开始出现，但“人口红利”出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红利”的影响，相反则是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严重困扰着经济的增长。10年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失业人口开始大幅度减少和劳动力资源开始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的时候，我们才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
经济影响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由此也引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当“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我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人口红利”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简单来说，“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上。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综上所述，无论从生产还是从消费和储蓄来看，“人口红利”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从今后20~30年左右的时间来看，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相反，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
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报告会上说，中国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达到顶峰。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这种赡养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大约40年，取决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然后会重新关闭。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这个窗口里。这一窗口在中国和泰国将于10年内关闭，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关闭。
根据一些中国机构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与此前“人口红利”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的贡献率基本相当。
不利因素
1、短期影响因素 从短期来看，有以下几项因素影响着人口红利的实现：
（1）、如，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从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2）、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因此说，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为10.20年。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测，就业，但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与培训。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比如：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可见，只有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成本， 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3）、由于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消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这就是免除农业税（即务农收益相对提高）之后，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农民进城务工的经济收益不高。有资料显示，近20年来，农民工工资水平几乎没有上涨。
②、农民进城务工获得的技能收益相当有限。更为糟糕的是，农民进城就业或失业均无保障，从而使进城农民随时面临生存危机，而不得不选择返乡务农。另外，他们从城市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收益并不大。这是因为较低的经济收入和较低的知识文化背景、使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受到局限；并且城市文化对农民工产生的“排他性”也使其游离于城市文化圈之外。
2、长期影响因素
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着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就中国而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的逐渐下降必将导致总劳动人口的下降。另外，中国开始呈现较快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国已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因此，从长期看，中国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比重将减少，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正在渐行渐远。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将经由劳动力要素供给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储蓄和资本积累两方面，制约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
有一个值得提起的问题是：在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有利时期，能否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关系到中国的长远发展。“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最大特点，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而且，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将引起未来农村老化程度高于城市，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显着特点，如何在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也建立起一套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体系是政府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1.以有效合理的人口转移和流动，促进协调人口结构调整并带动农村家庭生育观念的更新转变，鼓励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经济。促进人口的流动和转移的另一个层面是要积极推进人口的对外交流，具体方式包括：留学深造，外派劳务，人员交流等等。当然这种人口向外流动的方式在缓解人口数量压力上可能作用甚微，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日益与全球经济的合作与交流，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发展。
2.继续积极地推动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改进全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赋予全国居民统一的国民待遇。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的形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来源于中国家庭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理念。城市人口的有效控制很大程度上也是有了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制度的逐渐完善，解决了大多数家庭的后顾之忧。而对于广大的农村人口，还不能被纳入这两大保障系统之中。进城务工人员还不能享受工作所在地的社保，医疗，子女入托和受教育等福利和权利。这不仅不利于人口的有效流动，还容易滋生城乡人口的对立矛盾，引发人口流动的负面作用。只有取消这种对城乡居民的差别待遇，将所有居民，不论城乡，不论本外地，都纳入到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这两大体系中，才能有效地发挥人口流动的优势，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加快形成一体化的经济和城市化和小城镇的发展进程，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发展。
3.加大教育产业投入力度，普及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方式，鼓励多种方式形成全民终生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提倡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并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校收费，减轻家庭负担，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真正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从而提高全国人口素质。在成人教育上，一方面应该降低门槛，采取宽进严出的教育原则，将更多更广泛的人员吸引进入学校，提升他们的理论水平，使他们能在工作和学习中提高。另一方面应当鼓励包括社区教育，农村教育，老年教育等多种教育方式并存发展，逐渐形成一种全民终生教育氛围，使国家的人口素质逐步提升，这才能把中国的人口状况引入到由数量型转变成为一种质量型的发展轨道，从而更加有力地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
不利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人口红利”也不例外。具体来看，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就是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将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首先，老龄化会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其次，老龄化会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第三，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竞争能力，并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
应对措施
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而要有效地化解将来的“债务”，我们必须做好这样两件事：一是必须长时期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二是必须尽快建立起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2012年12与9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上指出，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实体经济的回归与转型，而回归实体经济就要增加投资者的信心、调动民间积极性。
厉以宁称，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正在替代旧的红利。他指出，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中国正在从技工时代转向高级技工时代。同时，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也在产生新的资源红利，相对于旧资源红利而言，新的资源红利主要在于对科学技术的利用，如海水淡化增加了资源，治理沙化增加的土地，振兴草场业增进土地资源的利用等；而新的改革会给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厉以宁强调，中国贫富差距特别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二次分配有问题，西方是“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缩小差别，而中国则是二次分配扩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
厉以宁表示，中国的城镇化就是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新城区就是开发区、试验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等；新社区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其着重点应该放在两方面，一是保证农村公共服务到位，二是促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如果这样做，不仅可以绕开中等收入陷阱，即使将来进入高收入社会，也仍然会继续前进。”厉以宁表示。
介绍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我们应当在心理和政策上做好足够准备。
“判断一国是否拥有人口红利，要看两个指标，一是劳动年龄人口，一是将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分母、其他年龄组如年幼、年老者作为分子得到的人口抚养比。”蔡昉说，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就会带来人口红利，反之就没有人口红利。
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口抚养比一升一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我们得到了人口红利。“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渐减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蔡昉坦言。[4]
影响
蔡昉认为，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将使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出现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变化。“潜在增长率由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生产率进步决定，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对这三个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不言而喻，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会使劳动力减少。除此之外，还会使资本投入增长率放慢。蔡昉解释说，过去我国抚养比低，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的情况正好相反。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力短缺，就会出现资本投入报酬递减现象。“打个比方，如果劳动力充裕，1台机器对应10个劳动力，那么有多少资本就可以买多少机器；一旦劳动力不足，1台机器对应1个劳动力，甚至10台机器才能对应1个劳动力，这个劳动力的体力、智力能照顾得过来吗？买相同数量的机器，其产出自然会减少。”蔡昉说，“报酬递减，资本投入就会减少。”
“一句话，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蔡昉说，“‘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10.5%。我们预计，‘十二五’时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时期更是减为6.08%。”[4]
应对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对此，我们必须正视趋势、坦然接受、积极应对。”蔡昉说，“应对之策，可以分为不该做的和应该做的两块。”
不该做的，就是不甘心经济减速，企图用过度扩张投资、增加需求的方式人为把经济增速拉上去。“今后，一些人或许会提出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等等。这些有驾轻就熟的手段、有实施的抓手，而且过去干得也很成功。”
面对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应该做的，就是科学地提高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不能超越，但可以提高。”蔡昉说，劳动力投入方面还能挖潜，比如，今后劳动力数量虽然减少了，但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1.6亿进城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从而没有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他们通常40岁左右就退休回乡了。如果能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民工就能干到60岁。这样一来，劳动参与率增加了，潜在增长率也能因此提高。”
生产率进步方面也有空间。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无效率的“僵尸企业”淘汰退出，有效率的企业能得到更多资源发展壮大，导致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提高。美国的研究表明，这种“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生产率进步，约占全部生产率进步的30%—50%。“如果能通过改革打破垄断、扶持中小企业，让企业平等竞争、优胜劣汰，也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该因此调整？蔡昉认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即使人们还愿意生，要“长成”劳动年龄人口也得15年或者更久，难以改变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趋势。“不过，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期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应该研究适当调整人口政策。我个人认为，目前的政策底线应当是放开二胎。”蔡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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