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用工,2011年春节过后，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再现用工荒。为此，企业应

“用工荒”，是指用工短缺现象。用工荒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必然现象，尤其是国内产业结构转型期间，用工荒现象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用工量必然会增长，但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少农民工被迫返乡。而当沿海经济迅速恢复时，对劳动力需求突然增加，短时间内也会造成需求紧张。
第二，内地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用工数量进行了分流。国家4万亿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需要大量民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果显著，尤其是国家一直以来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和采取的免收农业税与粮食补贴等措施，使得部分农民工愿意留在家乡建设。

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

在《链条开始断裂》(本报7月19日)一文中，我试图想说明这次民工荒的真正意义是，“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低工资高竞争力”模式已经开始出现问题，这涉及到过去20年中我们一直认为最成功的经济增长模式何去何从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本身也牵涉到近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个现象做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应当如何看待引起民工荒的直接原因。

说起这次民工荒，工资低甚至工资被拖欠、工作条件差，尤其在一些地方工伤事故频繁、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缺失等等都是显而易见的原因。但是，这些问题实际上早就存在，为什么此前没有引起民工荒呢？而且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2004年在这几方面出现了更为恶化的现象。

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因素，就是物价的上升与农民工生活费用的提高。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3.6%，其中，食品价格上涨9.5%。但这个数据远远不能表明物价上涨对农民工生活费用的影响程度。我们都知道，在农民工的生活费用中，食品的开销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在整个物价水平上涨3.6%的时候，许多地方大米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仅此一项，农民工的生活费用就可能上涨几十元。这还不包括副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按照经济学家陈淮的数据，在珠三角这个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农民工工资12年增长的幅度只有68元人民币。也就是说，12年间工资的增长，赶不上这半年食品价格的上涨。现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生活成本达到每月500元左右，而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600-1000元。在一些企业中，民工在正常时间里工作的收入只能维持其生活开销，而要剩下钱，就只能靠加班。因此可以说，是物价和生活费用的上升，使民工收入过低以及其他一系列相关问题凸现出来了。然而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

此外，我们在一些地方进行的农民工调查也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即一部分民工(特别是其中年轻的打工者)的收入与开销几乎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们打工获得的收入几乎都同时消费掉了。这就提出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既然打工的收入又都消费掉了，为什么还要含辛茹苦地出来打工？实际上，在我们七八年前做农民工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一些人在回答为什么出来打工的动机时，强调的是村子里的同龄人都出来了，自己不出来没人和他(她)们玩。及至后来在一些农村做调查的时候，更直接见识了那些所谓的“空壳村”，村中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剩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如果有几个年轻人留在村子里，便显得形单影只。这就说明，农民出来打工固然是为了获得打工的收入，但现实生活中的逻辑要更为复杂。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不能赢利的“产业”，一些村庄更是衰败得成为一种无法令年轻人忍受的场所。这就是许多人不计代价出来打工的原因。

但这种情况从今年开始发生了初步的变化。今年出台了粮食补贴、粮种补贴、农业税减免、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据有关专家透露，今年各级财政支农达400亿元，平均每个农民可得到政策性补贴50元。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和粮食产量的增加，也使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上半年，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增长18.9%，农民的整体收入实际增长7.8%。正因为如此，人们又从农业中看到了些许希望。这说明，只要农业稍微有利可图，农民不计代价出来打工的现象就不会出现，那种无论工资怎样低、劳动条件怎样差，打工者的供应都是源源不断的逻辑就难以成立。

第三个原因，是与近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劳动力大量需求有关。有报道说，在号称“中国休闲鞋都”的晋江市，2002年的财政收入是20个亿，2003年则达到27个亿，增长速度高达30%。而流入人口的增长比例显然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在整个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都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26个城市2600多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2004年企业雇佣的农民工人数比2003年增加13%”。这说明目前的民工荒不仅有供的因素，也有求的因素。

明确民工荒出现的原因，有助于我们对这次民工荒以及所涉及的问题做更准确的判断。我们注意到，已经有论者不同意用2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民工荒”来定义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巨变。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这次民工荒的真正含义？它能够改变什么？不能改变什么？

这次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吗？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目前我国耕地的总面积不到20亿亩�人均耕地约为1.4亩。而现在农村劳动人口在5.5亿人左右，实际上如果再加上没有列入劳动人口的所谓半劳动力，农村中的劳动力可以达到6亿以上。按照90年代初的技术标准，每个农业劳动力可以耕种20亩的土地。这也就意味着，要耕种目前我国拥有这不到20亿亩耕地，大约需要1亿个劳动力。如果再去掉在农村中从事其他产业的劳动力，在乡村工业和城市中的打工者，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多达上亿人。因此，劳动力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这一事实不可能在短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另外，促使民工荒发生的因素，也取决于特定的背景。如果这些背景因素发生变化，这些因素本身也会发生变化。首先，经济的宏观调控，将使一些过热的产业放慢发展的速度。比如房地产是近些年来最热的产业之一，同时也是吸纳农民工最集中的产业之一。随着房地产业的降温，其吸纳农民工的能力也会下降；其次，有关农村政策造成农民增收的效应将很快稳定下来。70年代末期的农村改革，力度是如此之大，其潜力的释放也只有七八年的时间，而目前有关农村政策的力度，并不会大于70年代末的改革。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决定了民工荒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市场中的基本供求关系。

但尽管如此，这次民工荒的发生，仍将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甚至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会表现在，过去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形成的几乎是绝对的强资弱劳格局，有可能转变为相对的强资弱劳格局，劳方开始获得有限的讨价还价能力。由此，打工者的工资以及工作条件会出现有限度的改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劳资互动的一些新机制有可能出现，并由此导致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低工资高竞争力”经济发展模式的松动和转型。问题的关键，是需要用制度安排来巩固打破旧的均衡建立新的均衡的结果。

珠三角发展加工制造业，成因是改革开放初期，来料加工，是当时的主要引资手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一亿多农民工到珠三角打工。（具体数字要再核对，印象中在一亿和两亿之间）目前，仅深圳周边地区就缺少劳动力八十几万。说明所谓的“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不是本地的，大多数都是来源于外省。深圳市人口达1200万，都无法解决八十几万的劳动力空缺，说明什么问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对技术的要求不高，这样，非技术工种或低技术工种的劳动力，才会大量涌进。如果对技术要求高，则学历要求高，同时也就不会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了。所以您给出的AB两点，都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看你对普工的要求了，要是要求不高，你可以从员工入手，让他们帮着介绍，这样谁都认识，不会出什么差错，员工跳槽的几率也会下降的。
要是对学历有要求的话，需要操作机器，会办公软件啊等等，那你应该和当地或外地的一些专业培训学校，大专、本科院校的就职中心建立联系，就职中心会根据你的需要推荐你需要的人才的。
现在什么英才网啊，找工作的一大堆，但是都需要花钱才可以看到，有效的有多少都不知道。希望能帮到你。

度日如年:【基本解释】:过一天象过一年那样长。形容日子很不好过。 【拼音读法】:dù rì rú nián 【使用举例】:感承众头领好意相留，只是小可～，今日告辞。（明·施耐庵《水浒全传》第六十二回） 【近义词组】:岁月难熬 【反义词组】:度年如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使用方法】:兼语式；作谓语、宾语、定语；形容日子很不好过 【成语出处】:宋·柳永《戚氏》：“孤馆度日如年。”

为什么今年江浙沪地区出现严重的用工荒，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得到缓解？ 今年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回暖，一些沿海地区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春节刚过，东部沿海地区就出现大规模用工荒，珠三角缺口超200万。有网友指出“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也有人认为珠三角“缺工”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从本质上讲，珠三角并不“缺工”，缺的是企业“远见” 　　今年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回暖，一些沿海地区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停工状态。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希望缓解用工荒。而在号称“世界工厂”的拥有500多万外来打工者的东莞，缺工过百万。(2月21日《武汉晚报》)　　虽然这种报道不算新闻，但我依然觉得这种报道是当前社会所需要的。因为只有这种警醒式报道的密度变大，才能引起我们社会的高度与宽度反思。当前，缺工原因表面上看是因为提薪脚步缓慢，但根本原因还是我们社会的工种歧视意识的长期发酵所酿制。给工人加薪，铸就劳动公平，归还一线工人的尊严，是一个方面，但尚无抵达解决缺工现象的内核。　　一份资料显示，2006年，美国三大汽车工人的平均年薪超14万美元，同年的美国教授平均年薪为9.29万美元。虽有人批驳这是“脑体倒挂”，但这说明，在美国制造业，工人是受到社会价值的广泛肯定。我国产业工人2008年的平均工资仅为日本工人的五十分之一，日本经济在1950～1980年的30年增长中，工人收入的增速很快，从不到美国人的10%一下子与美国人相当。而我国经济在近30年增长中，GDP与财政收入打了几个滚，但工人的年薪增长至今不足美国工人收入的10%。　　究其原因，便是我们社会缺乏对待一线工人的敬重意识。一些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模式停留在粗线条型、直线型。以压低劳工成本为本能管理意识。在世界分工中,这些看起来较之内陆经济发达的地方，制造业长期处于低级加工链。完整而有灵魂的企业形态并不具备，更像是世界工厂里的一个只闻榔头声响的生产车间。在这个车间里，鲜有技术革新、品牌推广、知识产权、销售终端。　　更让人忧虑的是，不仅是上亿外来工生存与劳动价值的国家意识迷惘，一大批中小企业甚至包括垄断国企里，一线工人的命运也渐次跌入低谷。所以，沿海地区普遍存在的缺工现象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国家意识问题,是允许少部分人无限制地切分大部分人的劳动蛋糕的习惯性漠视，更是需要创造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问题。 相关新闻：　　企业追着农民工司令要人 多省限制劳动力输出 来源：中国经济网　　春节刚过，东部沿海地区就出现大规模用工荒，珠三角缺口超200万。　　南方企业纷纷到河南“抢人”，给本土企业用工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一些本土企业，为留住熟练工人，早在年前已为员工涨了工资。　　据了解，不仅是河南企业，外省一些政府部门专门出台文件，限制劳动力外流，以满足本地企业的用工需求。　　现象：企业排队向“农民工司令”要人　　春节过后，一些农民工还在为工作发愁的时候，殊不知，沿海地区正在遭遇用工荒。　　据《武汉晚报》报道，目前，深圳用工需求，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其中制造业需要大量普工。由于工人难招，很多企业将招工年龄放宽到45岁。即便如此，很多企业还是招不到人。　　广州预计缺工量达15万人。特别是餐饮业的前台和楼面服务员，平均1名求职者，有近5个对应岗位可供选择。　　东莞缺工更为严重。今年东莞最大的人才市场――智通人才，举行节后首场招聘会，200余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4000多个岗位，只吸引了2000余人进场。　　沪苏浙闽和广西北部湾等地，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缺人。　　这些消息，让“农民工司令”张全收感触很深。昨日，张全收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不仅是沿海地区，现在就连中西部很多城市，也开始缺人了。　　张全收自豪地说，现在，很多用人单位招不到人，排队到他门口要人。　　对策：外省已开始限制劳动力输出　　由于用工缺口较大，沿海很多城市开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试图吸引农民工的光顾。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人士表示，今年深圳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有调查数据显示，70%的人认为，深圳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定在1500元到2000元。　　河南省人力资源市场一位负责人称，由于经济发展，很多中西部省份也开始出现用工荒，有些省份已出台政策，限制劳动力外流。他说，尽管河南省劳动力比较充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向外输出劳动力的增幅也不再是高速增长了。　　针对南方出现的用工荒，河南本地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开始采取措施应对。河南一生缘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丽娜称，为留住员工，他们年前已为员工涨了工资，平均涨幅在10%左右。　　郑州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的张经理称，现在，他们也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尤其是熟练工人。张经理称，春节刚过完，他们就忙着与人力资源市场和人才中心联系招人，并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贴广告招工。　　张经理坦言，在目前招工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他们也考虑适当提高工人工资的办法，留住熟练工人，避免出现用工困难局面。 原因探究：　　“用工荒”背后实际是“民工权利荒”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伊歌　　千万不可将“用工荒”的警号误解为政府可以放弃积极的就业政策，恰恰相反，劳动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约束，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　　经济学中有“刘易斯拐点”之说，意指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临界点。半个世纪前，美国的经济学家刘易斯创立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指出发展中经济体工业化的初始条件是资本稀缺、劳动力过剩，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部门会不断吸收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工资水平并非取决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农民的收入水平。当工业化将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工资水平就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如果不提高工资福利，不改善劳动条件，就雇请不到所需的劳动力。　　简而言之，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春节后，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东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达200万。常年约有12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现了“用工荒”。“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用工荒正成为内地普遍现象，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丧失优势”。这是否说明中国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2月21日《武汉晚报》、《新快报》)　　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曾提醒：我国的劳动力正由过剩向短缺转变，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当时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出现的“招工难”，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部分验证。没料到随后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加工业收缩，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有机构预测就业岗位缺口达千万个之多。一时间，“刘易斯拐点”之说似乎不攻自破。　　可是，随着经济强劲反弹，“保增长”大局已定，“用工荒”又浮出水面，而且大有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蔓延之势。其实，如果不是将“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机械地设定在某个时间点，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过程，经济危机等因素有可能提前或延后“拐点”的出现;那么，判断中国正在或即将出现“刘易斯拐点”是基本符合实情的。　　民工大省的“用工荒”，可看作是劳动力市场为“刘易斯拐点”拉响的警号。对于这一警号，在劳动力市场中交易的企业和农民工的反应敏感而迅速。比如，在地处安徽的广德开发区，“我们这里的工资水平基本跟江浙一样，待遇并不差”;开发区内企业给工作中的年轻工人播放流行音乐;新一代农民工选择在家乡打工;等等。倒是身处市场之外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千万不要误解了这一警号。　　“用工荒”并非意味着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加速丧失优势。且不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优势不会立刻丧失;更不用说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巨大，到2030年仍有9.7亿，比现在的总量还要大，届时劳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67%，仍高于现在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虽然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却仍认为“我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会长期保持”。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千万不可将“用工荒”的警号误解为政府可以放弃积极的就业政策，恰恰相反，劳动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约束，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政府应将“用工荒”作为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契机和动力，改革税收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农民工子女就学、职业技能教育等公共产品;而不是通过修改法律等手段将政府责任转嫁给企业。 网友热议：　　珠三角民工荒给企业家上了一堂警示课　　来源：中国企业家 作者：杨金溪　　今年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缓解。2月21日武汉晚报　　有资料显示，全国农民工有2.3亿人。我国农村有大量富余劳动力，许多农民亟待离开土地，向城市转移，寻找就业岗位。为何今年以来，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出现严重“缺工”的局面?笔者认为，珠三角“缺工”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从本质上讲，珠三角并不“缺工”，缺的是企业“远见”。　　农民工离乡背井，外出打工，图的是赚钱。因此，哪里赚钱多，他们就会涌向哪里。如果外出打工收入低于种地收入，他们自然会选择回家种地。到珠三角打工的农民工，倘若收入过低，自然会选择离开。　　早在今年春节前，东莞“两会”上就有政协委员进言，东莞最低工资标准应由770元调至900~1000元。理由是：一味维持最低工资不变，外来人员会逐步流向其他城市。　　其实，既使东莞将现在的最低工资标准770元调至900~1000元，也难以留住打工者。扣去房租、吃饭和日常用品，打工者早已所剩无几。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走，哪个打工者还愿来东莞打工?眼前的“缺工”，是对企业只顾眼前利益的短视行为的惩罚!有远见的企业，应坚持待遇留人的原则。　　珠三角“缺工”还呈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这就是由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东莞不少企业正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型转型，使得技术工人的需求猛增。现实情况是，不少企业只顾上班时间让员工拼命付出，而对员工下班后的技术培训却很少问津。有远见的企业，应该看到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势，在技术人才储备上加大投入，提高自我“造血”能力。那些“临时抱佛脚”的企业，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　　珠三角“缺工”，还让我们看到一些企业缺少对员工的关爱之心，缺少对员工的以诚相待。由于缺工严重，东莞许多企业为留住老员工，将工资拖后一个月发放已成惯例。甚至在春节前，一些企业将两个月工资拖到春节后发放。这样做也许暂时留住了员工，但却难以留住员工的心。一旦有机会，员工就会炒老板的“鱿鱼”。　　珠三角“缺工”，给一些企业上了一堂警示课。解决之道：　　解决节日用工荒需用“政策留人”　　 来源：中国广播网　　中广网北京2月22日消息随着经济的回升，深圳的用工需求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其中深圳的制造业需要大量普工，月工资基本在人民币1700到1800元(含加班费)，而且企业都放宽了用人标准，45岁以内的农民工也能在深圳找到工作。对此，中国之声特约评论员王健做如下点评。　　王健：珠三角在节后又出现了用工荒，其实每年春节之后，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去年的情况是稍微有点特殊，去年是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时候，很多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对用工的需求没有那么大，当然去年我们回头看看，也没有出现汹涌的进城大军的情况。有几个原因，每年为什么会出现用工荒，最主要还是季节性的因素，回家过年这几个字，在我们中国人心里是有很重要的感情因素的，尤其是农村，很多地方正月十五之后才能开始干活，有的整个正月都很少出去打工，所以用工荒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还会继续下去。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同时提到了三个很重要的字：城镇化。有人说城镇化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格局影响很大，我想说中国城镇化对于整个世界的经济走势和格局都会有很重大的影响。怎么解决我们部分地方一年又一年的周而复始出现的用工荒，我觉得本质上是一个怎么解决好城镇化的问题。刚才有一个特写，说是要感情留人，待遇留人，这只说对一方面，你用感情留人，感情再好能比得上农民工对于家乡，对于故土的感情吗?能比得上农民工对于家人的思念吗?你待遇再好能让农民工今年不回家过年，你能让他明年、后年都不回家过年吗?我觉得不可能。所以在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的后面我想加上一个政策留人，怎么样让农民工进城之后呆得住，把城里当成家，产生对家的感情，这就必须通过政策层面来解决，也关涉到城镇化整体的进程是否顺利。刚才有篇报导说，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去年我们出台，这就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我们怎么解决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孩子的户口、上学等等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对于家乡的故土是有依恋的，农民工进城务工本身就已经割断与土地的联系，其实本身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的政策要让农民工感到希望，感到他们的勇气获得了奖励和支持，城镇化的进程才会更加的顺利。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破解“用工荒”　　来源：新快报　　今年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缓解。　　面对来势汹汹的“用工荒”，企业采取提高待遇、降低门槛的办法来应对，这或许能取得一时之效，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我们看来，破解“用工荒”的根本途径在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用工荒”说白了就是农民工荒。人数达到1.5亿左右的农民工，为我国经济社会和城市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渴望融入城市、享受城市文明。然而，许多城市仍把农民工当成过客，实行“经济接纳、社会拒入”。　　在身份上，多数企业都还没有把农民当作稳定的产业工人，城市也并没有敞开胸怀，把他们当成真正的市民。在权益上，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待遇，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他们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却拿着最低、最少的工资。　　农民工的各项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例，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企业要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职工缴纳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险，但是现实中多数的农民工游离在社会保障之外。　　对于城市而言，农民工只是无根的浮萍。权益的匮乏、身份的迷惘、生活的压力、“候鸟式”的生活，让部分身心俱疲的农民工选择了逃离。“用工荒”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农民工对城市缺乏归属感，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惘，他们用自己的脚步做出了“逃离城市”的选择。　　“用工荒”的出现，冲击着旧有的农民工管理方式，它说明以损害农民工利益为代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也是行不通的。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他们具有更强烈的权利诉求和较强的法律意识，他们不能容忍拿着极低的工资，在恶劣的劳动环境里，没日没夜地工作和加班。　　要想让“用工荒”不再出现，我们唯有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成为城市的真正主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传递出中央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关切。　　而毫无疑问，“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初级的生活条件，更多是对自身权利的追求。这就有待于我国城镇管理政策尽快作出调整，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融入城镇提供必要的条件。同时，要切实提高农民工的政治、经济、社会待遇，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农民工像市民那样在城市“体面地生活”。[稿源:珠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