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璟的生平传记
独持清操昭后人——记明代廉吏王璟李祥琨王璟系今山东省莒南县板泉镇大白常村人，出生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正月二十日，卒于嘉靖十二年（1533年）九月二十七日。一生历经英宗正统、代宗景泰、英宗天顺、宪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七个年代。他于成化八年（1472年）中进士，在朝为官五十余年，辅佐过宪宗、孝宗、武宗和世宗四代皇帝，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卒赠太保。他一生勤政为民，政绩卓著。特别是他耿介忠直为政清廉的气节，在当时和以后的历史上被后人奉为楷模，清名传颂至今。王璟生在封建社会的后期，正是朱明王朝由盛而衰的阶段，宦官专权，社会风气日渐污浊，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高额的租税盘剥，加之战乱频仍，内忧外患不绝，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王璟自幼生活在农村，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有着深切的体会。相传他在幼年求学期间就萌发了同情劳苦大众的思想感情，每与同窗友好谈及时政辄嗟叹不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这成为他以后成为廉吏的基础。成化八年，王璟以进士资格任河南登封知县，有了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他在任职期间，采取了许多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措施，“以清节闻”《沂州名献志》。成化十五年（1479年），当他离开登封赴南道御史任的时候，百姓“候送于道者，数里不绝。”弘治年间盐法屡遭破坏，主要原因是权奸势要从中作祟，大发不义之财，闹得“商屯撤业，菽粟翔贵，边储日虚”。《明史·食货四·盐法》明朝的盐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业部门，素有“盐法边计，相辅而行”《明史·食货四·盐法》的说法。弘治十四年，王璟奉命去全国最大的两淮盐场督理盐法。他到任后“通变革奸”《沂州名献志》，着重打击权奸势要的不法行为，“优恤灶户”采取了有利于灶户生产的措施。不久“私贩屏迹”《沂州名献志》，保护了盐业生产，增加了国家收入。弘治十六年九月，“浙东大饥”，王璟奉命去浙江赈灾。他到任后根据灾情具疏“奏行荒政十事”，“省杭湖军粮三十余万石”，《沂州名献志》“全活40万人”。由于王璟处事以大局为重，秉忠为国，不谋私利，所以所到之处政绩斐然，在当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正德初年，阉宦把持朝政，加紧了对劳动人民的掠夺。太监夏绶、少监傅琢，纷纷要求增税，“诏皆许之”《明史·王璟传》，与此同时，刘瑾又“奏置皇庄”，皇庄急剧膨胀起来，最快的时候竟至于“一个月增加七处”《明清历料》。不久，便由弘治年间的五处渐增至三百余处，“畿内大乱”《明史·刘瑾传》。皇庄实行的是一种“佃奴制”，由宦官管理，收入归皇家自用，代表的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皇庄靠收取实物地租来榨取劳动人民，每亩二斗、三斗、五斗以至一石以上。正租之外还有“杂派”，“杂派”之外，还有随心所欲的“无名之征”，最后还有劳役和管庄内臣的敲诈勒索。有时折交租银，每亩竟高达一钱左右，是政府收取田赋规定标准的三至四倍《明清历料》。对这种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庄佃稍有反抗，辄施以政治迫害。当时武宗为建皇庄派人去直隶南宫等地占田，遭到人民的反抗，宦官把持的朝廷竟疯狂地进行武力镇压，派“缇骑逮民鲁堂等二百余人”，闹得“畿南骚动”《明史·王璟传》，眼看就要激起民变，引发社会大乱。面对宦官这一倒行逆施行为，朝廷大臣敢怒不敢言。为了挽救危局，当时作为巡抚御史的王璟，挺身而出，冒着生命的危险“抗疏切谏”，提出把皇庄土地交“有司代管，召人耕种，亩征银三分解部，输内府进用，管庄内监悉召还，庶地方得免侵渔之害”《明清历料》的有名奏章。首先，按照这一主张召还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内官，以“有司”代管，并以“亩征银三分”的定租制取代皇庄对劳动人民的层层高额盘剥，这就沉重地打击了宦官横行霸道的嚣张气焰，大大减轻了劳动人民的经济负担。其次把土地从宦官手中夺过来，交“有司代管”，改实物地租为货币地租，这实质上是把皇庄的“佃奴制”改为“佃农制”，取消了人民群众对“庄头”的人身隶属关系，这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最后，把收入“由皇族自用”改为“输内府进用”，把私人侵吞变成国家收入，相应地也使皇庄的归属性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王璟的这一意在使人民群众“得免侵渔之害”的有名奏章，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在阉党横行，“冤号遍道路”《明史·刘瑾传》的白色恐怖笼罩朝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清正廉洁的大无畏气节，没有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提出这一奏章是不可能的。正值王璟持重有为的时期，刘瑾和谷大用等权奸结成死党，时人称之为“八虎”，他们结党营私，捕风捉影，频兴大狱，疯狂地迫害耿介正直的官吏。他们经常派遣特务四出抓人，一时闹得乌烟瘴气，“道路惶惧”。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阉祸之中受到各种迫害的，包括死亡、下狱、杖责、罢官、降职、流放的官吏有数百人之多！正德二年刘瑾召群臣跪在金水桥南一次就“宣示”53人为“奸党”。正德三年夏，因御道上的一封揭露刘瑾罪行的匿名信，刘瑾气急败坏地召百官跪在奉天门下责骂，当场有四人中暑而死，最后竟将五品以下官员三百多人全部下狱。同年刘瑾同党大学士焦芳令全国巡抚入京受敕，借以为刘瑾纳贿。延绥巡抚刘宇不听，立即逮捕下狱，更有甚者因无钱行贿，被迫自杀。都给事中许天锡“欲劾瑾，惧弗克，怀疏自杀”《明史·刘瑾传》。当时阉党肆虐，可见一斑！这时王璟作为监察御史“以言为责”，且“方正不阿，弹劾不避权贵”《沂州名献志》，因此深为刘瑾所忌。正德五年，终于因事“坐累”，被刘瑾“矫诏罢官”。直至刘瑾被杀之后，正德六年（1511年）方“起抚山西”。此后又有钱宇起而作祟，他们“口衔天宪，威福在手，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明史·佞悻》小序当时官员贿赂献媚，争相趋之。更有甚者，竟至有“高淓劾父以媚瑾《明史·刘瑾传》”。面对这一官场腐败乌烟瘴气的现实，王璟仍然大胆直言进谏，不屈不挠地和那些宵小之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同僚们莫不为之担心，“人皆危言撼公，公不为所动”，王璟墓志文表现了一个正直朝廷大臣应有的大无畏的气节。《明史·王璟传》在写到这一历史事件时说“时群小用事，士大夫靡然附之，璟独持故操”。纵观王璟一生，这一赞誉实属确当之言。王璟不仅为官清廉，还经常教育子孙后代清正为怀。嘉靖元年王璟乞休回乡，这时他的长孙王宗贤已官至奉议大夫。为了教育宗贤继承祖风，他亲书“清、慎、勤”三字诫勉。要王宗贤带在身边作为座右铭。王宗贤佩带终身，并取字“效先”，表示决心一生恪守祖训，无愧于乃祖的教诲。其次孙保定知府王宗性去世时，妻孙氏悲痛至极，以至自缢而死。死前将留在身边的次子王应龙叫到床前教诲说：“尔祖官至太保，功绩著于当世，尔伯父官至大尹，皆有清名。尔与尔兄当苦志读书。以继祖、父之志……听我言，不失为忠臣之后。”一个决意自杀的人，死前仍念念不忘一家几代人清正忠直的名声，并要求儿子矢志继承这一传统，不愧为忠臣之后。可见王璟对自己的要求和对子孙后代的教育是多么严格，数代后而仍能恪守不渝，足见其人格影响之巨、之深、之远！时间已经过去了四百多年，社会也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作为一种具有继承性的精神现象，王璟忠贞为国，清正廉洁，无私无畏的操守，仍然值得今人和后人敬仰学习，对今天的社会发展、文明建设仍然是有借鉴作用的。（写于1993年5月10日）本文选自《明史》卷186。王璟，莒南县刘家庄乡大白常村人。
王璟的个人品德
王璟在上层士大夫群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又能让山野草莽中的农夫野老、贩夫走卒众口夸赏，不能是没有原因的。王璟有八方面可贵之处。忠心报国热爱祖国，忠心耿耿，时时处处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最高追求，视保卫国家利益为至高无上的神圣事业。幼时即秉持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道德信条，为官兢兢业业，躬亲政事，孜孜不倦。虽然仕途屡遇坎坷，多次受到打击、委屈，仍旧无怨无尤，忠贞不二，不动摇、不投机、不发牢骚，这一点恐怕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关心群众熟读四书五经的王璟深信《尚书》中的倡导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和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加之他自己出生于乡村民间，和草民百姓有着天然的联系，对于民间的疾苦甚为了解，所以入仕后以保国安民为宗旨，关心民瘼，关注民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可能多为老百姓办实事。真正履行了封建时代标榜的“爱民如子”的“父母官”职责。所以，当他在任河南登村县令离任时，百姓“候送于道者数里不绝”，这与后来民国初年临沂县长范筑先离任时，民众倾城相送，至有恸哭昏绝者。范公与百姓握手话别，竟至日落方得出城；再如共产党的好书记焦裕禄，毕生献给兰考人民，去世时全县人民无不痛哭失声，数万人附棺送葬的情景有些相似，可见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自古以来，清官、循吏爱民、利民，做人民的好儿子的优良传统是一以贯之的。守正不阿坚持原则，坚持正义，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彰显正人君子健全人格的基本要求；这也正是鲁迅先生所肯定的“为民请命”的“中国的脊梁”。大家知道，有明一代，阉官专权，祸国殃民，最后终于把威加蛮夷、抚有四海、国力强盛、民生富裕的大明帝国蠹食殆尽。使大明帝国大厦，轰然倒塌，酿成了一场中华民族的千古悲剧。事实证明：倒行逆施，蠹国害民的阉党之流为害之烈当不可小觑。王璟生当大阉巨孽王振之后，魏忠贤之前的刘瑾时期，宦官跋扈，势焰薰天。他们假借王命，横行不法；他们任意圈地占田，敲诈勒索，妄加税赋，大肆逮捕，并武力镇压无力交纳各种“杂派”的穷苦百姓，弄得百姓“冤号遍道路”。而朝内很多达官贵人，为了自身利益“靡然附之”，甚至贿赂献媚，卖身投靠，争相趋之。在这种情况下，王璟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员，不谄不媚，不向权奸低头。仗义执言，“抗疏切谏”，终于说服皇帝，罢除了阉党把持的“皇庄”，使这一地区百姓“得免侵渔”。要知道，王璟当时行为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没有置自己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凛然之气是断乎做不出来的。王璟几百年来，一直受到人民的爱敬，与他刚正不阿，不附焰趋势，不怕牺牲，敢于保国护民的高尚风格是分不开的。清正廉洁王璟身居高居而清贫自守，自甘淡泊，不慕荣利。不恃势妄为，不象某些小人，得志便猖狂，盛气凌人，暴虐为乐，明代阉官肆恶，“大臣靡然附之”，而王璟“独守故操”，不为所动。在受到排挤倾轧的日子里能秉持节操，不为利诱，不为威折，高节可风。在群小用事，官场乌烟瘴气的情况下，王璟清操独持，不入浊流。终因得罪大阉刘瑾、谷大用一伙，而被“矫诏罢官”。这时候王璟不找门子、不托关系，无怨无悔，“唯闭门课子读书”。直至刘瑾罪行败露伏诛后方得起用。正德末年，宦官乱政，朝廷官员多结党营私，贿络公行。值此颓风漫延之际，王璟“门下不受私谒，澹然如布衣时，家无僮仆之奉，田园之适，唯读书课子孙而已”，其高风亮节于此可见。王璟多年担任负责盐务、赈荒、田赋、理税、科考，及考核官员政绩的官职，按今天的话说都是很有油水的职务，但王璟从来两袖清风，从不谋私营利，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更令人感动的是，在一九五二年王璟墓搬迁时，打开墓穴后，发现王璟夫妇墓中只有自用的二十八颗石印章和夫人刘氏随身戴的两个小耳坠、一对手镯和一个铜质发罩，除此以外，竟然连一件贵重殉葬品也没有，甚至连棺材也是平常木料，早已朽烂。一代高官如此清贫，令在场的人无不欷歔感叹。为政勤敏王璟起家，不是靠旧社会所谓的走黄门(金钱贿赂)、红门(女色、裙带)、黑门(帮派、后台)，不是靠投机钻营，而是靠实力。所谓实力，一是实学，二是实干。 实学，指靠勤学获得的渊博学识，通过科学考试跻身高层。王璟自幼勤奋致学，关于王璟深夜苦读、厕读、映雪读、炎夏读，甚至鬼为举灯、掌扇的传说颇多，从中可以窥其力学情景之一斑。古时候没有空调、电扇，条件比现在差得多。在那样简陋的情况下，一个乡村农家孩子从考秀才、中举人、登进士一路走来，经过无数次激烈的竞争，终于从千百万人中脱颖而出，登上全国科举的巅峰，没有吃苦的精神，没有学贯经史、笔下生花的学识学力功底是无法做到的。 实干，就是从政后，为实现有志知识分子安邦定国的理想，而付出终生的努力和实践。王璟青年入仕，一生担任过各种地方官、朝廷官员。也经历了仕途波折。但他勤政爱民，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政绩卓著。工作中不计个人利害，唯以国家人民为念，施政大刀阔斧，“发奸擿伏，丰采炳著”。特别是他在防守边疆，整顿盐务中都表现了卓越的才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吏部连年考核，名列前茅，连续升迁，有时一年升一级，上下左右人等都为之折服。这些都是王璟勤政敬业，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所取得的结果。王璟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的政绩都是可圈可点的。从书斋中走出来的一介书生，在复杂的社会活动中锻炼成为一个经邦济世的杰出领导人，一个精通管理经济、军事、政务的全才、实干家，这确是难得可贵的。重视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王璟深知不学无以明理，不学无以兴国。除督课子孙读书外，任官一地，所到之处，必首重教育，大力兴学，不遗余力，培养造就人才不计其数。儒家传统文化历来以尊师重教，兴学育人为己任，以崇义施仁，克尽忠孝，秉礼守信为宗旨。王璟就是这一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者、践行者。对于家乡临沂、沂水、费县学校的重修建造给予了大力支持，并亲自为纪念沂州学府建成专门写了一篇《沂州学记》，流传至今。王璟在任左都御史时，由朝廷选为考试阅卷官，秉公衡文，为国家选拔了许多人才。王璟对教育的贡献功不可没。而他自己率先垂范，重视对子孙后代的教育，亲自督课子孙读书。在他的后代中，很多人考中进士、举人、秀才，便是王璟重教育的有力证明。经世致用自古以来，有些知识分子自恃读了一些书，往往大言不惭，夸夸其谈，口若悬河，下笔千言，可是一接触实际，则束手无策，百无一能，误人误国，前车可鉴。如魏晋崇尚清谈，甚至有几日夜不倦，结果引来了五胡乱华，国破家亡。宋代重文轻武，大讲理学，结果积弱亡国，导致异族入主中原。近世如陈独秀、王明、李汉俊等，形势好时慷慨激昂，形势不利时或妥协变节、或迷茫困惑，了无主张，几陷革命于覆舟之灾。五百年前的王璟却能做到知行统一，以经邦济世为务，研究现实，讲究实际，注重实效，在实践中锻炼，可谓干一行学一行，干一行专一行。很快完成了从知到行，从书生到实干家，从知识分子到实业家的角色转换。因政绩卓著而被多次提拔，被各界视为公认的能员、干员。 从林俊写的《送王中丞董理鹾政序》一文中可以看到，作为国家主要税收来源的盐税，由于贪官污吏营私舞弊，损公肥私，使国库严重亏空。国家财政部(户部)官员无奈，只得奏请皇帝“选举风力大臣董其事”。王璟膺此重任，结果不负朝廷期望，拨乱反正，很快就整顿好了公私盐业市场，恢复了经济秩序，增加了国库收入，表现了他非凡的经济手段。另外，王璟在山西守边御敌时，屡次克敌制胜。体现了优秀的军事才能。王璟在罢除皇庄的过程中，弭变乱于萌芽状态，表现了很高的政治水平。王璟在江西浙东赈荒，措施得力，工作有条有理，表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才能。这些都不是一般空言虚浮的知识分子所能做到的。这些事实说明了王璟是一个有魄力、有才干的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是一个强干、务实、稳重的领导者。宽宏大度俗语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说明宰辅之才，必须有相才、相器、相量。大臣要有雍容大度，宠辱不惊，胸藏万壑，海纳百川，高深莫测，喜怒不形于色，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量、修养和素质。而明代这样的相才并不多，有的心胸狭窄，有的承颜希色，有的模棱圆滑，有的优柔寡断，还有的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居心叵测，图谋不轨。而王璟却一直坦坦荡荡，正直无私，雷厉风行，任劳任怨，众口皆碑。与皇上，与朝中大臣和各级下属都能和谐、融洽相处，虽曾有阉党营私而排挤他，但无人猜忌他。这种人格的形成是从小培养成的。如在学生时有个人谋刺他，他一直不声张。三十年后，那人有难，王璟还给了他帮助，并教育他说：“当年害死我，今天谁救你？今后千万勿害人。” 使那人惭服。另外，王璟在处理与内宫皇妃等人的关系时也十分谨慎得体，表现了堂堂君子之气和大臣风度，使人无懈可击，只能钦服而已。正因为王璟有以上种种过人之处和高尚的道德风范，所以名节自重，芳名远播，成为让人钦敬、被人怀念的历史人物，且历经五百余年仍留在人们的心中，应该说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有其存而不灭的道理的。也说明在王璟那里，仍有适合今天的人学习、效法的东西。 当然，王璟作为五百年前的一个封建官吏，不可避免地会有他的历史和时代局限性，不能不切实际地溢美，或任意拔高。我们也不是无原则地吹捧古人，而是要实事求是地、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从中汲取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我们今天和今后社会文明的发展。我们要辩证地、历史地去评价、看待历史人物，也不必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于古人。